「政治一國化」加速發展- by 程翔

信報論壇

筆者上周在本欄指出,隨著林鄭月娥上台,香港「政治一國化」的趨勢將成定局,並從路線以及權力授受的方式論證這個趨勢,本周筆者繼續討論「政治一國化」的其他內容。

 

第一,中聯辦將變身成為特區黨委

 

筆者曾經撰文指出,梁振英任內使「西環治港常態化」,經過他任內五年為「常態化」打下基礎後,在林鄭期間,中聯辦將會躍升為實質性的「特區黨委」,其地位將淩駕特區政府,比特區政府高半級。

 

這就使香港的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回歸到大陸的模式。在大陸的地方行政體制裡,黨和政府兩個權力系統是並存的,但黨高於政府半級。中共在香港回歸之初,經常抱怨1997只收回主權,尚未收回治權,經過20年的逐步演變後,現在終於實現治權的回歸,因為現在已經「非正式」地、但「很實質」地確立了「特區黨委 — 領導 — 特區政府」的內地模式。

 

中聯辦非正式地、但實質性地成為香港特區黨委,使香港政府之上多了一個權力層級。這從林鄭把當年梁振英向中聯辦「謝票」的一次性行為變為「禮節性」的行為,也就是說,已經形成「制度性」的行為(成為必須遵循的「protocol」),而且把這個制度性行為推廣到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和駐港解放軍部隊。

 

對於中聯辦實質性的升格為一個權力層級,事實上很大親共人士都感覺到。最近,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在北京出席「紀念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研討會」時,就為「西環治港」鳴鑼開道,坦言中聯辦是管治香港的第二支隊伍或兩支隊伍的其中一支,「我敢說,假使明天沒有中聯辦在香港的話,我看特首和特區政府,什麼事情也幹不了。」劉迺強以特首選舉為例,「林鄭月娥的777票怎麼得來的?是她自己一票一票的拉回來的嗎?沒有中聯辦的幫助,她能拿到嗎?」劉迺強的坦率,說明中聯辦雖然「名不正」,但卻很實質性地成為香港權力架構的一部分了。

 

劉迺強說的,「沒有中聯辦,特區政府什麼事情也幹不了」,這句話正正點出今後的要害。過去,中聯辦未成為香港一個權力層級前,香港特區什麼事情都是自己辦的,從1997到2012這15年間,中聯辦基本上還沒有深入介入香港地方事務,香港政府那一件事情辦不了?但是,今後當中聯辦不但成為香港權力的一個層級,而且按照內地的模式是高於地方政府半級的,那麼香港的特首就會成為實質上的阿二,必須事事請示阿一。在這種情況下,才會出現「沒有中聯辦,特區政府什麼事情也幹不了」的局面。劉迺強的話,客觀上印證了未來將會出現的真正管治模式。

 

在大陸,地方黨委的權力是凌駕乎法律的,這雖然不是法理的現實,卻是政治現實。這種模式現在也在香港出現。根據《基本法》第22條,「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很明顯,中聯辦成為特區權力的一部分(至少成為特區政府的「監軍」),本身就有違《基本法》的規定。第22條還規定,「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根據黃世澤兄的分析,中聯辦在香港替林鄭助選拉票,本身也就違背了香港自身的法律。

 

黃世澤說:中聯辦要替林鄭月娥做任何事情,都要遵守香港法律,當然包括《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當中,關於招致選舉開支的條文。如果中聯辦要替林鄭月娥拉票,林鄭月娥必須以選管會的表格,以書面授權中聯辦可以招致選舉開支,中聯辦方能合法替林鄭月娥拉票。之前已經有選委投訴,中聯辦替林鄭月娥拉票,只不過,沒有太權威證據,指那些未經書面批准招致選舉開支的行為,其實由中聯辦幕後策劃和指揮。現在基本法委員會的委員,親口證實中聯辦有作出招致選舉開支的行為,而如果林鄭月娥沒有申報的話,那將是中聯辦未經候選人授權招致選舉開支,那是違反香港法律。根據劉迺強的言論,市民可以考慮向廉政公署舉報,要求廉政公署調查中聯辦在選舉期間的角色,有否違反香港選舉法律。

 

黃世澤兄所言甚是,但問題是:在大陸,地方黨委是當地的最高權力機關,在當地,它是凌駕法律之上的(above law)。這種模式輸入香港,自然也就視《基本法》或香港的法律如無物。總之,一句話,香港「政治一國化」已成定局。

 

第二,中央將會動輒以「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大理由來收回特區的權力

 

「政治一國化」的另一個趨勢就是中央將會動輒以「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大理由來收回特區的權力。

 

本來,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等這些問題,確實是全國性的大問題。根據中國人的文化和民族性特點,往往會因為全國性大問題,或者政治倫理等「大道理」而同意「服從大局」。所以,當有人以這些「大道理」來違背法律時,很少人願意據理力爭。更多人則會漠視對方提出的所謂「大道理」是否真的有道理。

 

就以國家教育部年初公布了《2017年工作重點》,提出「全面落實中央對港澳教育工作的各項任務」(見該文35項工作重點中的第12點:「構建教育對外開放新格局」)。這樣就把香港的教育工作的主導權,收歸中央。

 

本來,香港《基本法》明文保障教育政策的自主,該法第136條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社會團體和私人可依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興辦各種教育事業。」

 

那麼為什麼中共可以如此置《基本法》的規定不顧呢?原來,「根據專門研究一國兩制的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教授常樂指出,由於香港的種種問題,本屬於教育範疇且表面看是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情,實際上已影響到國家主權和教育主權問題,因此國家有必要在香港行使教育主權。這種說法得到愈來愈多的支持」(見呂秉權﹕《中央明令對港有教育任務》,載《明報》 2017.04.06)。

 

這樣,隨便以「影響到國家主權和教育主權」為理由,就可以把明明屬於特區自治範圍內的權力收回。如果教育這種純粹特區內部事務的事情,輕易就可以上升到國家主權的層面,那麼相信任何其他事情都可以套上國家主權而加以干預了。

 

事實上,這種動輒以「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大理由來收回特區權力的勢頭已經越來越明顯。就在上文提到的在北京舉行的「紀念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研討會」上,就充斥著這種謬論,例如: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就提出,未來10到20年都不適宜提政改。深圳法律學者鄒平學催促要為《基本法》23條立法,否則「萬不得已要由中央出手」,至於中央如何「出手」,他就建議將內地的國家安全法透過《基本法》附件三引入香港。這些例子,都是用一些難以辯駁的「大道理」來壓制特區應有的自治權。

 

香港「政治一國化」已經加速發展。

http://forum.hkej.com/node/14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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