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港人治港20年後再補普通法/法治課?——回應武漢大學法律副教授黃明濤(文:洪清田)

明報 文摘

武漢大學黃明濤的〈「普通法」的魅力與困惑〉(4月24日《明報》),深入透徹準確正確,對香港和中國洋溢懇切誠意,令人眼前一亮,二三十年來未見。他的取態及思路大有別於馮巍及王振民,如沿其基本視角與思維視野與觀點,可以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香港及中國開啟一線活路。

三四十年來跨中港的空谷足音

中國的「香港觀」和構思及方針政策二三十年囿於狹隘的「經濟城市」概念,黃文開宗明義探索支撐「這一整套自由、透明及高效率的經濟體」的背後、內裏的無形力量——「法治」及其代名詞「普通法」。從議員宣誓案和七警傷人案,他梳理普通法的基本意義以及中港兩地的概念觀念與立場取態的差異及衝突,難得的是他基本上站在肯定香港普通法的「最低限度」立場。這是三四十年來跨中港的空谷足音。

除了作為治理工具,他還看到:「普通法還可以包羅一些其他原則、價值或傳統。例如司法機關對法律解釋權的壟斷、高級法院的司法覆核程序、法官的尊崇地位、普通法系地區之間的密切互動,以及強大的司法獨立傳統等等。基本法為香港保留的不止是普通法的『規則』,更保留了『普通法傳統』,而這些不同層次的要素其實是渾然一體、互為支撐的。」;但「當司法機關這一『最小危險部門』真的掌握了法律意義上的『終裁權』的時候,很多人又多多少少有點『葉公好龍』」。

他從「某些內地人士對香港普通法的陌生、困惑與疑慮」延伸聯繫思考,看到「只是更深層次的隔膜心態的某種呈現——這不止是對一兩條規則的隔膜,而是對一整套被歷史證明具有普適性的價值觀的隔膜。如果是這樣,所謂普通法與內地法的差異與衝突,對普通法來說實在是很冤枉」。這等於說「對香港普通法的陌生、困惑與疑慮」並不單是內地「路人甲乙丙丁……(法律)專業人士」的bona fide(真正、真誠)認知判斷的問題,而是「更深層次的隔膜心態的某種呈現」,而且「是對一整套被歷史證明具有普適性的價值觀的隔膜……這些價值觀不論被替換成什麼名詞,實質內容都是差不太多的」。

點出一個「中國(深度)問題」

他揭示一個普遍化(generalized)的「替換概念/觀念」方式:「一整套被歷史證明具有普適性的價值觀」(法治、普通法或其他)都可以被「隔膜心態」用這個「替換概念/觀念」方式抹掉、扭曲,真義化為烏有(委婉詞是「陌生、困惑與疑慮」)。這是一種思維方式,應用起來不單是對香港,也對中國本身產生問題。

就香港而言黃文由「經濟城市」到「法治」及「普通法」,由實質內容到方法學的「隔膜心態」與「替換概念/觀念」思維方式,他揭示一條中國怎樣把現代世界「一整套被歷史證明具有普適性的價值觀」烏有化的方法學。短短黃文點出一個「中國(深度)問題」。這番述說重現1980年代初、中期中國開放改革和香港九七問題及一國兩制的歷史及人文思潮,直通五四運動後期各方各派爭論思辨,中港二三十年來已成絕響。

30多年前開始九七問題與中英談判、《基本法》草擬及回歸過渡,我一直圍繞着香港、中國、台灣、現代世界及新加坡的類似理念脈絡、歷史及人文思潮與五四運動以來的爭論思辨,書寫和發表幾百萬字東西,在香港、大陸、台灣和新加坡等地找幾十人談。

中國的文字文化與歷史源遠流長,天上人間無不古已有之,無求於天下,200年來面臨千年變局總有千方百計可以把古今中外新舊概念觀念吞噬、消化、轉變、真真假假仿造再造,另搞一套、自成世界。現代的法治與普通法、自由民主人權、科學經濟、教育體育,以至現代社會及世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香港中國世界、人民與nation-state都說古已有之,不假外求。有時化腐朽為神奇,有時卻淮橘變成枳,但多數是沙石俱下,大好大壞難卜。總體而言幾經起伏反覆折騰,客觀效果是難言已上現代化正軌,連進步或退步返祖(atavism)也難分。

我幾十年來從香港每天現實出發,寫這個「中國(深度)問題」。香港百多年「外放」,在化外邊緣避過不少問題,走出另一條通往現代世界的路(因而背負「孽種原罪」),九七後將面對中國「共業」。

我對魯平、陳佐洱、張浚生、鄒哲開等人幾次面談上述概念觀念,強調不能簡單視法治(及自由民主廉政人權)為工具,每個名詞都有龐大複雜靈活的文化內容、人文內涵與文明內功,與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渾成有機一體,自成可分可合的實體性和獨立生命,而且中西有別;中國必須準確完整認識現代社會及世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香港中國世界。以法治為例,普通法本身各層面又中又英,可作多層面的中英比較;九七後(九七前已可見)普通法又與憲法、成文法及行政法規四者間交纏,正面和反面都動輒觸動千百年層生命線和敏感神經,任何決定、行動都是利害得失的權衡取捨,不能不付代價、不能不下決心;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九七後落實時考驗會更多更曲折更意想不到,中國最大權和最大力量,責任也最大。

九七前10多年內地官員(及學術界與半官半學者)多數沒進入問題(不願/不能/不屑),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新聞政治管理、現代社會現代化、中西文化和中港差別任由我講,他們可以同意的應和一下,不同意的間中反駁,總調子是說內地不懂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經濟,將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特首選舉和政制九七前由中央代港人和英人談,九七後由港人自己決定),你們港人要有信心和勇氣,不要過慮,也不要等問題可以全部解決才解決問題,可以邊學邊做、邊做邊學。

和馬英九、宋楚瑜、吳敦義、林碧炤、蔡英文、林濁水等談,他們對法治有和香港相近的認知和肯定,但深感法治之難,說不知何時台灣能(像香港)實現那個水平。台灣各歷史階段層積的體制問題之外,他們主要是從社會大眾和法治體系(法庭公檢警律師)的個人素養、生活慣性及社會風氣看法治之難。如今中國對香港的法治,關注的是法治與國家安全及尊嚴榮譽的關係(黃文舉香港法庭能否以司法覆核解決違憲(基本法)爭議為例),把普通法(以至法治、英式管治與生活方式)這香港瑰寶當作英人埋下地雷。

九七後中國以「自己的認識和方式」改變香港6年不得要領;2003年50萬人上街示威遊行,中央要反省,又如七八十年代那樣,開啟另一輪思想解放、接觸對立面、面對香港現實、從自己身上找問題、換腦袋、務求徹底搞清問題、確保正確認識、提高水平、化被動為主動、掌握先機行動,到處找人談問題。但幾條極端或中和的路線爭主導。有些和我談的來者,黨工習氣君臨香港;有些極優秀開放。

來者個別對「敵我」正面與反面、現實與理念、官僚組織現象與社會現實現象的異同,掌握得很深入透徹、準確正確,大家一起上天外天正正反反溝通。但2008年「第二管治隊伍」論公布後10年來中國對港走上另一軌迹路向策略戰術,像1950年代中國民主化的大反向走樣。如今馮巍明言「根據西方資本主義的觀點解讀香港政制發展」是香港政改的問題根源。

對黃明濤而言問題(之一)在「香港人不應期望一個對香港的法治毫無認知甚至可能抱持誤解、疑慮乃至反感的內地,會真心實意地支持和尊重一國兩制……不論內地或是香港,都需要嚴肅對待了」。

歷史正需中港另一輪思想解放

二三十年前《香港概論》兩冊算是學術界知識界多少為中國對港治港提供一些大致方向正確、粗放的理念框架。如今歷史正需中港另一輪思想解放、接觸對立面、面對香港現實、從自己身上找問題、換腦袋、務求徹底搞清問題、確保正確認識、提高水平、化被動為主動、掌握先機行動,從學術與知識層面梳理20年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實踐的基本概念理念觀念。

作者是香港學(Hongkongology)協會主席

[洪清田]

(原文載於2017年5月6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https://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70506/s00022/1494032877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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