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心與恒產(文:馬嶽)

明報 文摘

哈佛大學經濟學者費格遜(Niall Ferguson)所著的《金錢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2008年)是重要的政治經濟學著作。此書除了用非常簡易、門外漢也可以明白的語文,扼要地討論了各種世界上資本主義財金工具(例如股票市場、債券、各種衍生工具)的源起和演化外,對很多制度都有政治角度的解說和分析,以及討論其和政治、政府政策的相互關係。我這類政治學出身的人讀來特別有興味。

擁有物業是否民主政體構成的重要條件?

費格遜書中第五章談到房地產市場(Safe as Houses)時,有一個有趣的論斷。他認為說英語的國家的人特別重視置業,以致不少都是「擁有資產的民主體系」(property-owning democracies)。且不論早年英美等民主國家,只有擁有資產(土地或房屋,或有繳交相關稅項)的人才能投票,由羅斯福「新政」(New Deal)年代開始,共和民主兩黨都視協助人民置業為重要政策目標(因而是少有的跨黨派共識),列根年代甚至把置業視為「美國夢」的一部分,因此多年來美國政府會用各種不同的政策優惠來協助人民置業(例如美國是最早有按揭稅務減免的國家)。背後的理解是擁有物業會令人民增強對國家的歸屬感,覺得自己真的擁有國家的一部分,有穩定人心和社會的作用。這當然間接導致「房利美」(Fannie Mae)等機構的出現,演化成其後的「次按危機」。

作為讀政治學的人,這個說法有趣的是:到底擁有自家物業是不是真的是民主政體構成的重要輔助條件?更多人能置業是不是就會令他們對該社會有更大的投入感,覺得自己是持份者,而有助社會穩定和民主政制的長治久安?

讀者們很快應該會聯想到香港的情况:很多人又沒有民主又沒有物業(應該是所有人都沒有民主,很多人沒有物業),那又會怎樣?梁振英任期內私樓樓價上漲達40%,是不是會令社會更不穩定?

我對費格遜的論斷有相當的保留。首先是重視置業不單是說英語的國家的文化現象,華人社會就非常重視買房子。2000多年前孟子便說「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認為有固定資產有助安定民心,因為「有恒產」者不會鋌而走險。這應該也是不少建制派或中央政府的分析框架的重要部分,即他們認為香港人對政府的不滿很大部分來源是經濟性的,而樓價或青年向上流動是重要原因。

第二,人民有物業真的是「民主持份」的一種條件嗎?我沒有實證研究,但我相信在歐洲很多民主國家都沒有這種觀念。人民覺得置業很重要,有社會的客觀因素也有文化因素,放在香港的具體環境,各種因素令買樓成為很好的個人或商業投資,但政府政策上和意識形態上的推動,應有相當大的影響。

港英政府在1970年代末開始發展「居者有其屋」政策,開始建立所謂「置業階梯」,本來應該有穩定民心、希望令過渡期較穩定的用意。但心理上令不少中下階層憧憬置業,客觀效果則是把大量資金和民間積蓄引入地產和金融市場。你可說是加快了經濟轉型,但在過渡期土地供應受限制的情况下,令地產界迅速坐大,也令港府倚賴高地價及相關收入以支付快速上升的社會開支。30年下來造成房地產佔極重要的經濟地位的格局。到了今天,超級高昂的地價為香港人帶來的社會代價是無可估計的,例如高租金對物價和商業經營的影響、對城市生活空間的壓榨、對小商業和創業造成的高成本門檻,對社會各項生活質素和社會流動造成很大的影響,到了今天可說已是積重難返。

推動民眾離開的力量可超越恒產的穩定力量

但有樓是不是就會穩定民心呢?直覺上似乎不是的。八九十年代不少中產把樓賣掉移民,往往到美加從事在社會或專業地位上較低或發展前景較差的工作,賣樓的錢成為不少人可以移民的一桶金(或稱「穀種」)。當民眾恐懼喪失自由、害怕法治破損和社會愈來愈不公平,推動他們離開的力量可以超越恒產帶來的穩定力量。

到了今天,香港人因為不滿政治前景而再興起談移民,但不少年輕中產如果沒有樓,或者仍欠銀行很多貸款,是不可以參照30年前的辦法移民,因為經濟處境已經不一樣(這是八九十年代時我們謔言的港式「貧賤不能移」)。

大量異化的群眾 會容易管治嗎?

政治學經典Albert Hirschman的Exit, Voice, and Loyalty的重要假設是國家或組織的人如果覺得狀况愈來愈差,可以選擇發聲或離開。過渡期正當香港民主運動發軔之時,削弱民主運動力量的因素之一便是不少人選擇了離開而不是發聲。

但Hirschman的理論不是全對的,因為起碼還有異化或疏離(alienation)一個選擇,即人民選擇漠不關心、逃避或對政治現狀嗤之以鼻。在今天的香港,年輕人各行各業向上流動都比前困難很多,很多很想買樓但負擔不起(而社會上不少人會覺得置業本身是一種社會地位的提升),因而不能透過市場機制改善生活,而經濟條件又不容許他們選擇離開。當然有人選擇發聲和政治參與,但在佔領運動無功後,不少人選擇的是一種異化。

但是大量異化的群眾會容易管治嗎?有些人可能覺得是的,因為他們很少發聲反對政府(用某些人的標準,沒有出來反對就是贊成了)。但如果很多人根本對自己身處的社會漠不關心,可能只懂網上發泄或者逃避,民怨其實在沉默中滋長,而且已經沒有透過政府政策疏導的途徑。一旦在沉默中爆發,後果倒是難以預計的。

延伸閱讀:Niall Ferguson,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London: Penguin, 2008)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馬嶽]

(原文載於2017年5月15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https://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70515/s00022/149480874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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