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黃金時代:中文報刊︱桑普

【2017年05月22日 5:59 下午】香港文化黃金時代:中文報刊︱桑普

戰後教育茁壯成長,華夏文化浸潤承傳,南渡學人大展鴻才,大幅促進了中文報刊、文藝創作的蓬勃發展,逐漸形塑華夏意識、本土優越的香港人文化面貌。當時香港政府相對自由和寬鬆的言論管制(儘管還是有言論管制)無礙兼容左派與右派各大輿論陣地,再加上香港讀者普遍成熟與尚智的文化水平,逐漸把學院裏凝聚的文化知識,以及來自西方的各類新資訊和新思潮,擴散傳播到社會中的每一角落。文盲人口比例大幅降低,閱讀報刊變成了一種追求增廣見聞的生活習慣。從此以後,香港文化的黃金時代不僅體現在老師、學生、學校、專著,而是在報紙、刊物、戲劇、音樂。這種文化興旺的香港新氣象,前所未有,舉世矚目。

我們先來看看當時琳瑯滿目的香港中文報刊。以報紙數目為例,1957年香港報紙42家,中英文日報及晚報俱全,1970年增至70家。以每日報紙銷量為例,1960年50萬份,1964年90萬份,1989年180萬份。以全香港人口550萬人計,平均每三人擁有一份報紙,足見報刊的社會影響力相當巨大,而且香港報紙發行後大量行銷海外華人社群,覆蓋範圍相當廣泛。從戰前早已發行的《華僑日報》、《成報》、《星島日報》、英文《南華早報》,到戰後出現國民黨陣營(右派)的《香港時報》、共產黨陣營(左派)的《大公報》、《文匯報》、《香港商報》,以及香港本地經營者發行的《明報》、《新報》、《天天日報》、《快報》、《東方日報》、《信報》、英文《虎報》,及至電視機普及前的晚報輝煌時代,香港報紙實在姿彩繽紛。當時的香港堪稱全球華人社會最多種類中文報章的集散地。大陸深受極權赤禍摧殘,台灣深受白色恐怖箝制,當時香港的輿論舞台一枝獨秀,令人神往,跟今天香港主流傳媒萬馬齊暗的局面截然不同,今非昔比,令人慨嘆。

一份報紙的社論、副刊、專欄文章,往往是它的靈魂。其中尤以副刊文章,談天說地,貼近生活,雅俗共賞,正是一個文化大溶鑪。由於副刊多由文化人或知識人執筆,它們往往就成為了深厚文化由雅入俗的門路,點滴透潤香港人心靈。

以50年代和60年代《新生晚報》「新趣」版為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它由主編兼作者高雄主持。高雄撰寫「經紀拉」系列小說、文言艷情小說、偵探小說、三蘇「怪論」等,同時匯聚了當時許多小說及散文名家,例如今世歎、南宮搏、李雨生、司明、十三妹等,粵語入文,通俗風趣,諷刺時事,增廣見聞。高雄署名三蘇的「怪論」尤其精彩,曾以《東萊博議》「力能舉千鈞之重,而不能自舉其身」諷刺權力的傲慢,又曾引述濟航於1917年上海《申報》的《遊戲文章論》,讚賞俳諧怒罵的文章,含蓄吐實,佯狂免禍,「雖有酷吏力無所施,言者既屬無罪,禁之勢有不能,則其心自潛移默化」。除此之外,散文作家十三妹更善用白話文基礎,引入粵語,貼近人心。她在1963年6月6日專欄寫道:「十三妹,自從來售此類之稿,開始注意與學習廣東話以來,對於粵語系之文法構造與詞彙,即大為捧場,許之為中國從北到南,所有各種全國性或地方性的體系之中,最富有聲光與色彩之妙者。此一發現與捧場,數年以來,雖經行內行外,自大雅君子以至居心叵測輩之反對與抨擊,然對於廣東人口裏的廣東話,欣賞讚歎之心,敬佩熱衷之情,未嘗稍減者焉!」同年1月9日專欄寫道:「自小說以至專欄文字,穿插第二三種語文者已不可免,如文章為英文,但作者撰者在西歐者,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皆必然出現。所以何能要求宗於黃河流域語文之我輩,筆下能不吸收粵白?」想當年中國大陸赤禍連年,統一政策壓制了地方自治,沉重打擊地方文藝,華夏文字走向簡體化、拉丁化、逐步滅絕之邪路,粵語入文完全消失殆盡。但正因為香港當年與中國大陸相對隔絕,華夏文字及粵語入文才得以在香港繼續發展,才得以藉此承傳珍貴文化。

當年的南渡文人絕不僅限於在學校、報社或機構內努力耕耘,而是自己筆耕不輟,文壇閃閃生輝。50年代,徐訏、曹聚仁、李輝英、葉靈鳳、趙滋蕃、黃思聘、林以亮、張愛玲、劉以鬯、梁羽生、金庸、徐速、思果、何達、王敬義等人,橫跨左中右,在香港文壇上嶄露頭角,再加上香港本地文人黃天石、吳其敏、侶倫、夏易、舒巷城等人貢獻良多,共同構成了香港文壇中堅。及至60年代,新一代文青登場,詩人有戴天、蔡炎培、徐柏雄、也斯,小說家有西西、亦舒、朱韻成、江詩呂。綜觀題材,相當豐富。曹聚仁《酒店》描繪逃港難民生活;劉以鬯《酒徒》被譽為第一部意識流長篇中文小說;侶倫《窮巷》講述四個擁有不同經歷的窮人;金庸、梁羽生的新派武俠小說更是街知巷聞的文壇瑰寶;依達、嚴沁、岑凱倫、林燕妮的言情小說相當出色;倪匡從《妖火》寫到我在讀小學時經常拜讀的衛斯理科幻小說系列,更是想像豐富,創意無限。及至70年代及80年代,香港報紙副刊雜文繼續大放異彩,「框框文學」大行其道,昔日獨領風騷的報紙連載小說風光不再,黃維樑、小思等人短小精悍的散文成為後起之秀,分享生活經驗,引起大眾共鳴。

在芸芸眾多報章刊物當中,《中國學生周報》肯定是香港文化傳承的重鎮,也是南渡文人與本地文人的重要筆陣。文人例子不勝枚舉:江詩呂、林琵琶、陳炳藻、也斯、辛其氏、蓬草、綠騎士、金炳興、舒明、易君左、包天笑、姚克、翁靈文、李輝英、司馬長風、徐訏、黄思騁、徐速、南宮博、董千里、林以亮、張愛玲、潘柳黛、岳楓、陶秦、易文、韋瀚章、李雋青、陳蝶衣、黃友棣、李厚襄、姚敏等人。他們的作品飽含傳統華夏文化的價值觀和人生觀。這一點正是跟南渡前後他們所接受的儒學教育和西方思潮息息相關。文化教育的影響力往往就是這樣潤物細無聲。

需知道在戰後工業化年代,物質生活和資訊科技相對落後,沒有像今天這麼操控人心,因此「閱讀」正是當時很多香港人的生活習慣。《良友》、《文壇》、《春秋》、《明報月刊》、《今日世界》,都是香港人工餘或課餘的讀物。與此同時,左派的《青年樂園》,以及右派的《中國學生周報》,多年來一直爭取和吸引著很多中小學生讀者。其中尤以出刊22年的《中國學生周報》最負盛名,讀者人數及影響力更廣。《中國學生周報》的雅緻文采,跟數十年後那些渲染緋聞、飲食、商品的八卦低俗雜誌,完全無法相提並論。

《中國學生周報》從神州大地帶來香港一種優雅含蓄的華夏文化,有異於共產黨以工農兵及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為主導的粗暴、謊言、口號、幻夢。《中國學生周報》報社是友聯出版社轄下的一個單位,而友聯出版社是南渡香港的知識人所創辦,有美國資助背景。《中國學生周報》是傾向右派的刊物,思想上反共、拒共、防共,弘揚華夏傳統文化,在這些方面跟新亞書院的創校精神相當類似,甚至在吸收與支持西方文化、思想、制度等各方面,比新亞書院更加積極進取,更能跳脫文化保守主義的窠臼。正是由於《中國學生周報》的感染力和影響力,當時絕大多數香港中小學生得以認識香港之可貴、赤禍之可憎,主動避免遭受共產黨政治掛帥、教條狂熱、是非顛倒的赤色極權文化所蒙蔽,能夠清楚認識共產黨的真實面貌,明辨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真相,訓練獨立思考,培養完整人格,弘揚自由意志。事實擺在眼前,絕非某些港共地下黨員聲稱「年輕時不能不親共」之類鬼話,即足以迷惑眾生。凡事都有選擇,只是有些人眼界淺薄,孤陋寡聞,不懂慎選而已。

http://news.hkpeanut.com/archives/2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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