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沉淪歷程:共禍蔓延 | 桑普 | 立場新聞

作者回想,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社會,表面上馬照跑,舞就跳,流行文化享譽國際,甚至到達顛峰。但是香港人心裏的「信心危機」還是久久不散。(資料圖片:香港回歸交接儀式)

作者回想,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社會,表面上馬照跑,舞就跳,流行文化享譽國際,甚至到達顛峰。但是香港人心裏的「信心危機」還是久久不散。(資料圖片:香港回歸交接儀式)

香港文化黃金時代璀璨奪目,光耀全球。然而,福兮禍所伏。中國共產黨正是香港族群及香港文化的心腹大患。先前談過的省港大罷工,固然令二戰前那一代香港人初嘗共禍滋味,領會口稱革命人士的善變與詐騙。然而,香港人真正見識到中國共產黨的惡性與魔性,就要數1948年至1949年中共建政前後一段時間,中共通過香港工委開辦幹部訓練班,才算正式開始。自此之後,港澳工委開展紅線(中資、左校、黨媒的地上黨和地下黨)、灰線(官津補私學校及文藝團體的地下黨)、白線(潛伏在政府及社會各界的無間道)的滲透、擴張、潛伏、丟石頭、摻沙子、挖牆角,各人等待時機,打倒港英政府,協助中共「解放」香港。他們那套淺薄、浮跨、荒謬、殘暴、冷酷的鬥爭觀、歷史觀、世界觀、人生觀,逐漸從他們自己那個小圈子,點滴滲染香港社會,影響香港文化,最後在六七暴動一觸即發,自暴其醜,然後沉寂隱忍了好一段時間,及至今天已經肆無忌憚,橫行香港。

正如六七暴動紀錄片《消失的檔案》編導羅恩惠女士於2017年5月撰文,引述1966年5月4日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的一份「絕密」文件,聲稱「中央同志說」,香港的地下黨員「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這樣才算符合「毛澤東思想」。這句話已經說得這麼直白,正邪善惡和是非對錯已經相當明顯了。難道一個正常人會喜歡「白蟻」嗎?中共政權這種看待和擾亂香港的政治陰謀,帶給了香港一波接一波政治風暴和社會動盪,衝擊著香港文化,亦即華夏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良性交融,挑戰著香港的社會制度和司法制度,亦即自由、人權、法治。開始時,香港人沒有太大感覺,尤其是那些逃亡南渡香港定居的難民,總覺得香港比大陸環境好,因此不太關心和在意。這種情況一直要到1967年左派暴動,香港人的廣泛覺悟才正式開始。

一、初期危機

早在1949年底,中共港澳工委一度意圖伺機「解放」澳門,然後以香港九龍工會(工聯會)在港九發起「電車工人罷工」作為契機,挑戰港英政府。當時,以葛量洪總督為首的港英政府強硬鎮壓,釀成1950年初的「羅素街事件」,警察進駐工會,撕毀中共國旗及毛澤東像,限制工人糾察活動。再加上周恩來精心策劃1949年11月9日的「兩航事件」,策動中國航空與中央航空的12架飛機機師變節北飛,以及後來爭奪兩航在香港的大批資產,都令港英政府相當震怒,以致全面加強監控與打擊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勢力。然後,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港英政府配合美國對中共政權的禁運政策,更加盡力壓制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活動,至少盡力壓抑與平衡左派(共產黨)與右派(國民黨)的明暗勢力,提防他們政變奪權,或者煽惑社會動亂。

已故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黃文放曾經指出:港澳工委(新華社)曾經在香港政治工作方面,犯過三次所謂「左傾」錯誤。第一次是1951年藉口東頭村大火而組織「歡迎粵穗慰問團籌備委員會」挑起警民衝突的「三一事件」及文匯報被查封的事件。第二次是1958年的「中華中學事件」,涉及梁威林、祁烽利用中華中學作政治動員活動,標榜自己成功組織十大鬥爭的所謂「輝煌戰果」。第三次是1967年左派暴動。

其實,中國共產黨企圖搞亂、搞垮、搞臭香港的舉措,又何止於此?1952年,港英政府終於忍無可忍,決定防微杜漸,驅逐司馬文森、劉瓊、齊聞韶、舒適等多名左派電影人出境。1955-56年,港英政府本地情報委員會編制兩份機密報告,提出一份1800名共黨份子的名單。1961年,港英政府宣佈當時的香港警務處助理警司兼警察訓練學校副校長曾昭科(John Tsang)涉嫌中共間諜,扣查58日,然後遞解出境。當時的大部分香港人知悉其事,但卻深感無能為力而作壁上觀,認為香港總比大陸好,不太上心,沒有行動。

及至1962年初,香港社會出現另一個重大危機:大陸飢荒難民大逃港。深圳河成為了東方的柏林圍牆,死人很多。因受毛魔發動的大躍進運動所累,再加上中共當時強制大批還有飯吃的城市居民遷徙到已經餓死了很多人的農村,廣東省及全國各地飢民不甘喪命,於是翻山越領或者游泳泅渡,蜂擁逃難到香港來。香港人接濟他們,甚至運送物資給大陸家鄉親友。彼此都深切體會到「先來後到」而安居香港的華人是幸福的,繼續留在共產黨統治下的「解放區」華人是瀕死的。換言之,共產中國正是從事反人類罪行的絞肉機,也是香港社會、文化、制度、生活的心腹大患。及至1976年毛魔喪命後,中共的政治高壓才開始放鬆,但卻又因而引起另一波逃港高潮。從抵壘政策到即捕即解,香港力保不失,恪守分立,普遍憎惡共產政權。大家當時所享有的社會、文化、制度、生活,其實是充滿危機感的。無奈、被動、等待。始作俑者,共產黨也。

二、六七暴動

1967年的六七暴動,正是中共政權把文化大革命延伸至香港,以反帝反殖及反英抗暴為藉口,試圖一舉顛覆港英政府的奪權行動。從1966年12月3日澳門一二三奪權事件開始,以及從1967年5月6日的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人造花廠事件開始,全程都是中共高層與港澳工委精心策劃的搞亂、搞垮、搞臭香港的嚴重暴行,釀成至少51人死亡,其中包括沙頭角槍戰中盡責守護香港的數名警察。更慘絕人寰的,莫過於北角清華街兩名年幼姐弟被當場炸死,以及商台播音員林彬及其堂弟被活活燒死。後來是因為毛魔鑒於當年8月北京發生造反派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令他害怕喪失香港這個對外窗口,於是才秘密決定暫停針對港英政府的奪權計畫,然後還是在好幾個月內放任真假菠蘿(炸彈)恐嚇及傷害香港人,之後才在年底突然下令全面終止。綜觀全局,港澳工委梁威林、祁烽企圖奪權,一眾地下黨員及無知工人空群而出,最後毛魔翻臉不認人。他們在瘋狂過後,在領取工聯會每月代替原有僱主支付罷工工人薪水之後,通通被出賣了。有些人反省懺悔,走出泥淖。有些人自閉抑鬱,幻想共產黨總有一天會還他們清白云云,實際上都是缺乏自省與覺悟的閉塞愚昧妄念。時至今日,後者以「六七見證」及「六七動力」為首,空言呼喚平反正名,但卻不敢跟獨夫習近平爭取,反而不斷批判《消失的檔案》歷史紀錄片團隊,預料短期內可能再起政治波瀾。

七暴動對於香港人的族群意識、文化身份認同等各方面,影響相當深遠。首先,中共及其奴才的暴戾(炸死年幼姐弟跟奪權和反剝削根本毫無關係)、瘋狂(在港督府門前歇斯底里式喊罵)、欺詐(出掩口費給無關意外的死者家屬,捏造事實,追封死者為革命烈士),香港人一覽無遺,令香港人深感港英政府統治香港,遠比中共政權統治香港來得好,如果只有這兩個選項,兩害相權,必取其輕。「左仔」自此之後成為了過街老鼠。時至今日,面對這群「左仔」,坊間普遍惡感猶存。至於今天所謂「戀殖」,大致上就是出於在上述兩害相權取其輕條件下的心態,珍惜殖民地時代那些比較優秀的文化與制度,反襯中共統治之不堪。這是有一定時空背景下的產物,可以諒解。當然,「戀殖」開不出自由、人權、民主、自決之果,這是後話。

此外,香港人雖然還是被動、無奈、無所作為,但是已經開始覺悟自己是一個有異於中國大陸人的族群,不僅是語言不同(廣東人除外)、文字不同、政制不同、貨幣不同,而且文化涵養不同、思維邏輯不同、歷史觀念不同、鬥爭好惡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法治制度不同、經濟模式不同、人生目標不同、安居樂業不同、奮鬥潛力不同、個人自由不同、理想世界不同。雖然大家都是黑頭髮、黃皮膚,在血裔方面都是「華人」(暫先不糾纏於「中華民族」之大雜燴拼湊定義)或者勉強被稱為「中國人」,但是這裏所謂的「中國人」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意思,而是「華夏文化袓國人」的意思,亦即「抽象而不現實的華夏文化國度裏的炎黃子孫」。需知道當時大多數「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大陸人」。「香港人」與「大陸人」是兩個互相區隔的不同身份。雖然「香港人」當時自稱為「中國人」而不覺得有語焉不詳之處,而且承認「香港人」與「大陸人」同屬「中國人」,但是從來不認為「香港人」是「大陸人」,也對於成為「大陸人」毫無興趣。換言之,「香港人」不是「大陸人」,而且拒絕成為「大陸人」。一條深圳河,劃分出兩個不同族群。兩個族群之間,可以有同胞之愛、手足之情、家鄉之念、宗親之會,但是「香港人」大多不想返鄉下定居,正如美國黑人無意回去非洲定居一樣。這是因為「香港是我家、我是香港人」。即使認同「我是中國人」的人,絕大多數也不會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所以從來沒有人心回歸與否的問題,因為由始至終都是人心不在政權。如果你問當時的香港人:「你既然說自己是中國人,那麼你是否願意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統治,或者認同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份子?」他必定斷然說「不」,因為「我不是死左仔、暴力男、共產奴」。外人看來,「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卻不是中國一份子」這句話相當矛盾,但是當時的現實就是如此。

六七暴動後的香港節、工展會,以及麥理浩總督上任後的社會、教育、福利、基建、肅貪、公民意識等一系列改革,擴大了香港人與大陸人之間的實際落差,鞏固了香港人的獨特「文化身份認同」與「族群身份認同」,同時當局也極慎防香港人進一步邁向「政治身份認同」。其關鍵秘訣在於港英政府以開明專制、豐衣足食、繁榮安定、扶持華商來籠絡人心,避免過度的貧富懸殊、社會不公、上進無望,導致香港人要求主權在民的獨立民主政府。香港文化表面上繁花似錦,欣欣向榮,中西合璧,普照全球,但是一方面被港英政府封了頂,另一方面又被中共暴政嚇破膽。當時的香港人深明此理,唯有盡力而為,因而得享20年左右的社會文化榮景。

三、火紅國粹

六七暴動導致中共在港「紅線」遭受重創,例如「長鳳新」電影戰線自此破滅,左派電影名星傅奇、石慧被遞解出境不成,然後被港府關押。至於工聯會、左報、中資公司若干知名高層頭面人物,都變成了過街老鼠或者摩星嶺集中營階下囚。「灰線」和「白線」若干人物也因為參與殺人或奪權而暴露了自己的共諜身份。然而,中共的組織復原能力還是相當頑強,毒樹惡果盤根錯節還是不斷靜靜擴展。例如在六七暴動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大公報》社長費彝民還是安然無恙。「灰線」及「白線」的滲透和統戰實力不斷擴大,低調從事,默默滲染,繼續發揮「中央同志」說的「白蟻」作用。「學友社」葉國華、培僑中學校長吳康民,還是秉持留得青山在的心情,繼續為黨賣命。

「白蟻」的主力在於文藝出版界的「毛派」(包括當時的李怡、練乙錚、岑逸飛等人),及以大學青年為主的「國粹派」(包括當時香港大學的宋恩榮、馮可強、陳毓詳、梁錦松、鍾瑞明、馮紹波、麥華章、石鏡泉、程翔等人,以及中文大學的蔡文田、戴希立等人)。當時香港大學生深受60年代末期及70年代初期西方左翼思潮及反叛權威精神的感召,借助中文法定語文運動,以及保衛釣魚台運動,認為當時世界的主要問題在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美日陰謀,扼殺著打救蒼生的社會主義中國崛起,扼殺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云云。「國粹派」認為「認識中國先於關心香港社會」,認為這樣才是從源頭處解決問題。他們入住明原堂,參加祖國遊。當然,他們幕後有新華社,以及左派導師吳清輝、陳載澧的推波助瀾。另一方面,有些大學生抱持不同看法,他們雖然認同西方左翼的許多意識形態和思考模式,但是認為「關心香港社會先於放眼中國」,統稱「社會派」(包括當時的曾澍基、黎則奮、王卓祺、楊森等人)。在1974年的「中國週」,以及同年「反貪污、捉葛柏」的示威行動,兩派終於正式公開決裂。「國粹派」當時甚至還批評和揶揄「社會派」支持「反貪污、捉葛柏」是向殖民地政府投降云云。兩派之外,尚有旗幟鮮明反對中共專橫、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的「自由派」(包括當時的何俊仁、麥海華等人),是為日後組織民主派論政團體及壓力團體的先聲。

在1976年北京懷仁堂事變導致「四人幫」倒台時,許多「毛派」和「國粹派」成員雖然有些驚訝,但還是熱烈歡呼,把華國鋒主席視為新舵手。工聯會的楊光、鄭耀棠、教聯會的吳康民、左派的港大學生代表崔綺雲,簡直就是欣喜若狂,致詞道賀,繼續批鬥鄧小平,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然而,1977年鄧小平復出,架空華國鋒,否定文革,改革開放。香港的「毛派」和「國粹派」的論述徹底破產,相關人士灰頭土臉,不知所措,宣傳活動戛然而止,1978年的「中國週」活動也就辦不下去了。有些人如夢初醒,感到無所適從。有些人留在黨內,沉潛伺機再起(包括曾鈺成、陳婉嫻)。有些人裝作覺悟,實際聽黨指揮。

當時的香港文化正是等待這團污雲和毒霾飄散之後,才逐漸綻放光芒。倘非如此,香港學校教育與流行文化的自由多元發展,根本難以想像。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否認這場文革時代香港人承受「共禍」的洗禮,的確造就了或者磨鍊出一眾香港文壇健筆,包括金庸、倪匡、林行止、程翔、練乙錚、李怡、蕭若元、吳志森、黎則奮、陳雲、陶傑等人,各有各的故事,點滴影響著香港文化的品味與內容。真假是非好壞,暫先按下不表。

四、聯合聲明

進入80年代,鑒於港英政府(麥理浩、尤德、衛奕信三任港督)相對開明的威權統治(開展諮詢式威權統治,行政吸納政治,引入區議會與市政局部分議席直選),以及中國獨裁老人鄧小平相對寬鬆和強調改革開放(本質上是走資)的專制統治(依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鎮壓西單民主牆,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香港文化發展邁向黃金時代,香港人的獨特文化意識和族群意識更趨鞏固。香港人以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一員而感到自豪,流行文化光照全球,尋夢創業,同舟共濟。然而,香港人也要面對許多暗湧和疑團,最後在六四屠殺在北京爆發後,猛然醒悟,茫然若失,或迷或逃,憤怨無奈,不知所措。整個90年代的香港文化氣息出現末世風情,或有宣洩情緒,或有浮誇自娛,或有紙醉金迷,或有意興闌珊,既沒有繼續學習歐、美、日等國家文化與制度的持久興趣,也沒有認真傳承華夏文化光明面向的持久耐力。有人得過且過,有人捲款移民。整體文化面貌趨向低俗、放縱、衰退。九七易幟前希望落實民主的漸進努力,終究在易幟後被共產黨推倒而不復重來。

回首80年代,當時的暗湧和疑團是甚麼?當然就是展望1997年7月1日英國把香港移交給中國共產黨獨裁政權的「信心危機」。其實,早在1971年,中共已經先下手為強,把香港從聯合國殖民地名單中剔除,企圖斷絕香港住民自決獨立的可能性(當然,這是徒勞的,因為住民自決權源自天賦人權)。及至1978年,剛剛成功奪權的鄧小平成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開始關注香港1997年主權問題,之後於1979年與港督麥理浩接觸。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首次公開提出以「一國兩制」處理香港問題,並於1982年9月24日會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時拒絕談判主權,聲稱於1997年必將「收回」香港島、九龍、新界,堅稱「收回主權,制度不變,港人治港,維持安定」。英國政府開始時貌似強硬,實際上始亂終棄,而且早在1981年6月通過國籍法,褫奪香港英籍華人在英國定居的權利。1984年12月19日,中國與英國簽署《聯合聲明》,宣佈中國政府將會在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中國政府單方面著手起草最後於1990年通過的《基本法》。由於中國堅拒由「三腳凳」(中、英、港)參與香港前途問題談判,而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也不樂見香港人積極參與,因此在《聯合聲明》簽訂前後,香港人淪為「亞細亞孤兒」,猶如「豬仔」般被兩國買賣,被扼殺自決香港政治前途的任何話語權。這場「信心危機」雖曾一度導致股市波動,但在《聯合聲明》簽訂後,市場趨於穩定,但是人心還是忐忑不安,開始逐漸出現移民潮。打算留在香港的人則繼續爭取直選,組織政治力量。

根據1982年3月革新會的民調結果,70%香港人希望英國繼續管治香港,15%希望英國託管香港,只有4%接受由中國政府直接管治香港;而且如果把香港移交給中國政府管治,20%希望移民,年輕人尤甚。香港人害怕獨裁專制的中國政府會威脅大家珍惜的自由與人權,態度已經相當明確。中共政權屈指一算,深感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導致自己日後無法管治香港,於是通過某些國粹派、新香港學會等組織,鼓吹「民主回歸論」以挑戰「維持現狀論」。最後,「民主回歸論」贏得了輿論優勢,逐漸進佔上風,司徒華與李柱銘成為了大旗手,但當時很多人卻刻意迴避了「香港自決和自治可行嗎?」這個根本問題,反而一味把焦點轉移至「為何對中國人管治能力沒有信心?」這個人盡皆知其答案的問題。《聯合聲明》簽署,標誌著「維持現狀論」夢想破滅,「民主回歸論」成為了全新政治信念。但是鑒於中英早有密約在先,港英政府在80年代推動民主政制改革的努力就顯得相當微弱。與此同時,中國資本開始進軍香港各行各業,並且大力統戰香港華商和港英政府官員(例如羅德丞、范徐麗泰之流),導致香港人危機意識日增。大亞灣興建核電廠所引發的香港人聯署抗爭失敗,以及民促會爭取1988年立法局「八八直選運動」失敗,一方面導致香港人充滿政治失落感和焦慮感,另一方面確立香港族群內部存在著獨特的公共議題和政治議題,有異於大陸、台灣及其他任何華人社會。當時的香港社會,至少在表面上,馬照跑,舞就跳,流行文化享譽國際,甚至到達顛峰。但是香港人心裏的「信心危機」還是久久不散。

五、六四屠殺

中共「收回」(實際上是吞併)香港的陰霾,就是這樣一直潛藏心裏。雖然香港文化當時璀璨耀目,兼容並蓄,但是每個香港人內心深處都知道政治大限將至,香港文化存亡絕續的危機逐漸迫在眉睫,關鍵正是共禍蔓延,難以擺脫。到了1989年5月,香港人終於看到了一線曙光、一絲希望:北京學生民主運動氣勢磅礡,中國有可能因而走向民主化。如果不以事後孔明心態談論歷史,當時的香港人的確至少在主觀願望上期待中國成為憲政民主共和國,結束一黨專政,而當時在客觀現實上也確實是有此可能。當時香港人期待的是:「中國有民主,香港有希望,解除信心危機,落實自由民主;這樣的未來民主中國將會是文明的、健康的、幸福的,香港人將會拍拍胸膛,願意及樂於成為這個未來民主中國的中國人,同時可以在此前提下,享有真正港人治港的地方自治權,繼續發展文化,鞏固人權法治」。以上正是當時許多香港人的真實想法。如果抽空了上面這句話的時態,然後說當時全部香港人「一直以來都是大中華膠」,恐怕是忽視了部分歷史真相。

1989年4月中旬悼念胡耀邦至1989年6月3日、4日大屠殺這段學運歷史,相信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時至今日,血淚仍然在心裏流。這些滿懷赤子之心的學生、工人、各地參與人士,萬眾一心,反對官倒和腐敗,拒絕專制與獨裁,爭取自由和民主,要求取消把他們定性為「反革命」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要求總理李鵬下台。然而,獨裁老人鄧小平卻視之為黨內派系的權力鬥爭、外國勢力的奪權陰謀,指斥這是「毫不含糊」的「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之「國際大氣候、國內小氣候」,繼而軟禁了趙紫陽,捧出了江澤民,絕口不提「人民要自由,我就要殺人」這項根本罪惡。

當時香港人激情澎湃,熱血沸騰。他們沒有自認為香港人是這場民主運動的舵手,而是感懷香港前途將因中國民運而乍現曙光,樂於充當「支援」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角色,進而幫助大陸人,救贖香港人。1989年5月20日,50萬人冒著八號風球的狂風暴雨遊行抗議中國政府頒佈戒嚴令;5月21日,超過100萬人參與大遊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聯合會(支聯會)也於同日正式成立;5月24日,10萬人在維園集會,要求李鵬下台;5月27日,「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集合了香港大部分藝人獻唱及籌款,震撼全球;5月28日,150萬人參與「全球華人大遊行」,開創了香港有史以來政治集會遊行人數新高紀錄,同時令很多香港人自此以後擺脫了政治冷感,一起為香港共同命運而團結奮鬥,支援北京學生,尋求自我救贖;6月4日凌晨,中國共產黨軍隊瘋狂殺人,許多香港人緊盯電視節目而徹夜未眠,同日再有150萬人參與黑色大遊行及集會,再創歷史紀錄;6月7日,原本箭在弦上的全港性「三罷」行動(罷工、罷市、罷課)突然被支聯會宣告取消;6月9日,鄧小平以屠夫身份公開表態支持軍隊屠殺平民,英國政府更加宣佈《聯合聲明》繼續有效,不會推倒重來。6月4日至9日這段時間內「香港政治獨立黃金機會」或者「廢棄聯合聲明黃金機會」就是這樣稍縱即逝,時移世易,回頭已是百年辛。

6月3日、4日的大屠殺粉碎了香港人對當時中國民主化、中共政權改邪歸正的任何卑微和善良願望。坦克車下的肉醬、滿身血柱的市民、木樨地上的血路、醫院堆積的屍體、紀念碑前的槍聲、九死一生的夢魘,任何對中共政權的希望都幻滅了。想到八年多之後,中共屠夫政權將會正式吞併香港,香港人深感憤怒、悲哀、無奈,能夠移民的走去移民,主張申請居英權的走去盡力爭取(最後英國政府只是答應了一小撮人),能夠賺錢的繼續拼命在香港賺錢。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當時的港督衛奕信以及末代港督彭定康,堅持不會廢棄《聯合聲明》,將會把香港丟給共產中國統治。香港人被迫要在「順民」、「公民」與「移民」三者之間作出抉擇。

1989年後的港英政府為了撐起最後八年的統治,給予少數香港人居英權,推動有限度的政制民主化(因而在1991年立法局18個直選議席中,提倡民主抗共論的民主派取得16席),制訂符合國際人權公約標準的人權法案及司法覆核(違憲審查)制度,開展涉及大型基建的玫瑰園計畫,大幅增加專上教育學額及升格大學。這些做法提供給當時香港人一定希望,聊勝於無,但是對於1997年後「赤化沉淪」的根本憂慮,還是無法紓解。

當時,香港人以至整個香港文化氣息,從教育、文學、藝術、音樂、電視、電影到各行各業,瀰漫著一股憤怨、悲情、戲謔、狂躁、無奈、冷漠、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末世紀風情。以流行音樂為例,當時香港樂壇一度出現前所未有的激昂意志。盧冠廷、唐書琛的《為自由》、周禮茂的《自由花》,成為了每年紀念六四維園燭光晚會的必唱歌曲。及至90年代以後,偶有佳作。張學友的《春風秋雨》、陳奕迅的《六月飛霜》、林保怡等人的《年少無知》,及至最近Boyz Reborn的《自由之歌》,都是跟六四屠殺密切相關。但是整體主流文化面貌已成強弩之末,只是盡力朝向1997年大限作出最後衝刺。及至現在,已經今非昔比。

至於香港人身份認同方面,1990年有56%以上香港住民自稱香港人,只有25%自稱中國人。1990年4月4日,《基本法》通過,加入了中共在六四屠殺後新增的第23條「國家安全立法義務」,以及把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的啟動門檻大幅提高,不確定的時間表大幅拉長,強調必須經由選舉委員會小圈子選舉實施普選前的行政長官,限制立法會議員提案權,創造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機制,更加把《基本法》的解釋權規定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這些規定都成為了1997年至今逐步「一國一制化」的板斧。放眼當年,74%香港人要求在1997年直選行政長官,69%香港人不相信《基本法》足以保障一國兩制。換言之,在當時許多香港人眼中,《基本法》根本就連廢紙都不如。60%律師、75%藥劑師、80%會計師、90%公立醫院醫生,更加考慮在1997年前離開香港,寧願選擇「移民」,也不願做「順民」或「賤民」。《基本法》根本緩解不了當時香港人的重大信心危機。

六四屠殺所帶來的「信心危機」是廣泛而全面的。香港人對於尊重自由、人權、法治的「制度」是否得以在1997年之後存續下去,打上了一個大問號;香港人對於既有生活方式、歷史教育、公民教育、時政評論、文藝創作、流行音樂、電視電影等「文化」表現是否得以在1997年之後存續下去,同樣打上了一個大問號。這兩個大問號,是從80年代潛藏在內心深處的位置,提升到顯著和確定的地位,從猜疑變成恐懼,甚至從力挽狂瀾變成冷漠逃避。亞細亞孤兒,悲乎!香港人已經認清了中共暴政的惡性,但是充滿無力感,不敢教日月換新天。1989年的主動團結抗爭和大規模遊行示威,只此一波。除了每年悼念六四亡靈的維園燭光晚會之外,根本就是一潭死水,無力,冷漠,被動,等待,茫然,苦笑,祈求。文化傳承、文化學習、文化改良、文化自省,以及追求文化表現卓越精良的進取精神、能力、行動,每況愈下。王晶式電影大行其道;許多電視劇欠缺歷史積墊與價值深度;許多歌曲胡編亂砌,歌詞意義空廢,甚至不諳音律,歌藝差劣者眾;小說及專欄文章往往無病呻吟,甚至渲染煽色腥以吸引眼球,製造出一個八卦濫情的過敏世界。雖然偶有少數佳作,但卻普遍陷入停頓膠著,甚至反智墮落。數著日子,等待易幟。

http://thestandnews.com/politics/%E9%A6%99%E6%B8%AF%E7%9A%84%E6%B2%89%E6%B7%AA%E6%AD%B7%E7%A8%8B-%E5%85%B1%E7%A6%8D%E8%94%93%E5%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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