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政策的轉捩點與六七暴動遠因 – 王于漸

信報論壇

《信報》大講堂:今年是六七暴動50周年,事件被廣泛視作香港於二戰後的歷史分水嶺,但欠缺深入研究。我相信,下文所論房屋政策抉擇的說法是觸發六七暴動的重要遠因。

近70年來,本地房屋政策歷經七大轉捩點(critical junctures),由此帶動的發展軌跡造成現時的房屋狀況;在此等關口作出的決策,一一對其後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本文將討論引發六七暴動的三大重要遠因,下星期則討論其引起的意料之外後果。

基於「循道傾向」(path dependence),歷史確實影響現時決策,且大大影響策略規劃。敲定政策後的制度安排,是為法律、規條,以及具公信力的價值觀,而由政府部門、委員會,以及各式各樣相關人士付諸實行。

「循道傾向」論是指某些制度安排一經採用,有關制度足以左右參與者或團體今後的行動誘因、世界觀及可用資源。在這種情況下,所有持份者及選民都會群起努力保護,務求使有關制度安排得以沿用,決策者以至未來決策者的選擇遂受到限制。

轉捩點是「循道傾向」論的另一關鍵元素。面臨轉捩點,基於某制度安排前途未卜,政界中人及相關人士可作出抉擇,重新釐定發展方向,在帶領社會改轅易轍上發揮作用;更新制度安排之後,社會將沿着新的方向繼續發展一段較長時間。

1947年租金管制

1945至1948年短短幾年,本地人口由60萬激增至180萬;1948年本港只有3萬寮屋,居民人數約佔總人口2%,可見自戰前已有的私人房屋,基本上足以容納全港居民,即使及至1953年,寮屋總數高達30萬,寮屋居民人數亦僅佔整體人口約10%。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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