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評論】 權歸特首的行政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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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北京以全國人大常委會打開香港法治的缺口,歷任行政長官亦不遺餘力,不斷破壞九七前的管治制度,把權力收歸行政機關甚至是行政長官的手上。

1999年底,首任特首董建華便宣告取消在市區和新界的兩個市政局,目的是把市政服務的權力完全撥歸行政機關,不惜一石二鳥,扼殺民意領袖的培育場所和民生事務的自治機會。

九七前的兩個市政局是負責區內食物衛生、文娛康樂、街道清潔等等服務,有決策和執行的權力。以市區的市政局為例,該局是有限權責的小議會,由41名議員組成,32位由地區直選產生,餘下九名由市區內九個區議會各推選一人出任。換言之,所有市政局議員都是民意代表,其中四分三更是直選議員,由他們處理這些事務可以更緊貼民生需要,並且在市政上首先貫徹港人治港的大原則。

董建華廢除市政局的做法,比起港英年代自是一大倒退。九七前的港英政府開放市政權力,一面增加市民參與渠道,一面減低政治壓力及行政責任,以保住立法局議員全數委任的格局原封不動,直至香港進入過渡期。反觀董建華眼見市政局直選議席過半由民主派佔去,便連民生事務的參與空間也不放過,統統拿走,交由不同政府部門接管,以便控制。怎料政府包辦後,一再鬧出貽笑大方的政治審查事件。

在閉塞民眾參與民生事務的同時,董建華亦廢除政務官的決策角色。他執政首五年,政治昏暗,經濟低迷,惹來負評如潮。他不反思己過,卻把責任推到由政務官組成的執政班子,並於2002年開始改行高官問責制,把司長及局長級官員改為政治任命。自此之後,政務官的最高職位只能是政策局秘書長,輔助問責高官。到曾蔭權年代,問責制再加設副局長及政治助理,進一步把政務官抽離決策和倡議的角色。

高官問責制成功奪去政務官的權力,行政長官只要得到中央同意,便可籌組自己的班底。但礙於特首不能有任何政黨聯繫,政治人選難求有共同的政策主張,而北京既然有任命權,又怎會不把握機會,把自己的人選放在一些關鍵位置(如教育、民政事務)。

結果,號稱精英的政務官,九七前的銳氣全消,只埋首於事務工作,而新政治人才大多限於行政長官或北京的親信。時至今日,特首和背後的中央已可完全控制統治班子,但近親繁殖下,不論其社會接觸面還是辦事能力,看來都日走下坡。

同期間,行政會議的政治能量不斷降低,政治角色由舉足輕重的決策者,變成特首同路人的聯絡和諮詢組織。港英年代,行政局聚集各行業精英,重要決策需由港督會同行政局決定。到今日,行政會議32人,特首和問責官員佔了過半,非官守議員只有15人,其中過半是特首的同路人和追隨者,會議之內有多少不同聲音,會議之外又可以團結多少社會界別,可想而知。

遇上重大決策如上次政制改革,北京又以泰山壓頂之勢,以人大決議限定篩選特首選舉候選人的程序,行政會議只能照單全收。從觀感到實際,行政會議已失去最高決策機構的政治地位。

過去二十年,特首堵塞民意代表參與市政、奪走政務官的權力,以至矮化最高權力機構,目的就是集權,把民間享有的權力流向政府,把文官的權力流向其親信,也把最高決策機構貶做諮詢組織。無疑,在北京首肯下,九七前制衡特首的香港內部設置已經移走,行政權力亦可集於特首一身。

但這就是說好的“港人治港”嗎?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tym/COM0622-06222017113902.html?encoding=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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