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評論】眼前無路問前塵 民間邁步從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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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北京有《基本法》無法制衡的威權,而香港行政機關所享權力亦佔盡優勢,但香港至今仍未全盤下陷,實有賴香港的民心仍未“回歸”。

十四年前,香港超過五十萬人上街遊行示威,抗議當局倒行逆施,可謂香港群眾運動的里程碑。萬千巿民當年義憤填胸,是源於極度不滿政府對沙士疫情昏庸無能,對扼殺自由的國家安全立法卻積極投入,終於忍無可忍,付諸行動,集體上街。

這是繼1989年中國民運期間香港多次百萬人遊行後,另一次超大規模的群眾行動。事隔十四年,上街議題由中國轉向本地,無疑是本地政治意識走向成熟,亦反映港人大多溫柔敦厚,與人為善,若非官迫民反,也不會舉起拳頭走上街頭。

不過,03年的政治爆發,亦有軌跡可循。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立法機關由三成議席直選開始,到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兩人兩票近乎全民普選的方法,政治領袖和民眾的注意力自然集中於代議政制身上。

直至九七來臨,一方面董建華治下的香港,管治無方,官商勾結,法治敗壞,而且經濟低迷。另一方面,立法會民主程度大幅倒退,加上議員議案須由直選和功能組別議員分組點票通過,大大削弱直選議員的能量。社會大多數民意的代表在立法會內只佔少數席位,代議機構根本無法彰顯民意,伸張正義。

過渡後不久,當議會道路看來已經走到盡頭,巿民更多以直接行動表達訴求。2003年之前一兩年間,示威、遊行等抗議活動已經不絕於巿。可以說,2003年的政治大爆發與其說突如其來,倒不如說是特區政府長期無力應對不斷累積的矛盾和民憤所引致的惡果。

五十萬人遊行一再出現後,北京因應形勢改變對港政策,一面拉董建華下台以宣洩民憤,一面以人大常委決議叫停政制改革。說好了在2007年後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面普選,只有原地踏步,代之以公務員治港、經濟優惠政策,並同時重整統戰策略,以和緩社會矛盾。

無疑,大部分人覺得董建華之亂已平,便如常生活下去,但少數人眼見議會失效、普選無期,亦逐步要求走出議會,以社會抗爭謀求轉變。2006年出現“社會民主連線”,正反映這種求變心態。

同年,反對遷拆天星碼頭以至皇后碼頭的運動,雖然最後以失敗告終,卻在傳統官廹民反和爭取普選的群眾運動以外,樹立文化保育再擴至本地身份認同的旗幟。再到反高鐵、保菜園村,以至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大規模群體行動,一面顯示港人不僅在政制上被剝奪普選權利,在身份認同上也飽受欺凌,另一方面亦清楚示意,體制外抗爭的力量已從爭取政治平權展延至追求港人身份認同。

兩年前79天的雨傘運動,正好將上述群眾訴求的兩大線索揉合為一,互相依存,互相壯大。雨傘運動是以佔領行動追求政治普選,而普選正是追求身份和命運自主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在實現平等、尋求公義、監察政府之外,追求身份認同亦為爭取民主注入新的動力。

不錯,雨傘運動最後以清場告終,政制民主亦毫無寸進,但79日的和平抗爭運動,正好向世人展示香港開埠以來最強大最文明的民間進步力量,因為雨傘運動聯繫了不同世代追求民主的港人的夢想和訴求,也匯聚了不同社會界別求取下一代活得更好的憧憬和嘗試。到最後,我們儘管夢想仍未成真,歷史已跨進一步。

可惜雨傘運動後,民間瀰漫着一片愁雲慘霧,一些人只懂樹敵、割斷歷史、排斥異己;一些人口頭勇武,卻限於圍爐取暖,怨天尤人;一些人深感民主運動已經走到盡頭,如何走下去是一度不解的難題。

儘管如此,若綜觀歷史,我們不難找到頭緒。誰能連繫跨世代港人齊心協力,並且團結更多方社會力量參與其中,誰就越能跨過障礙,走出眼前的悶局。

(香港回歸二十年回顧之三)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tym/COM0629-06292017071423.html?encoding=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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