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六七暴動到今天 – 夫子自唱: 劉銳紹 – 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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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一九六七年左派暴動五十周年。較早時候,有關「六七」的新聞接二連三出現,令人目眩心亂。這次事件已過了五十年,但氣氛似乎沒有怎樣改變,對抗、各自側重一點。要麼就是左派沒有反省,實質要翻案,只罵港英政府,不問北京責任;要麼就是一概指責左派破壞香港社會,不問港英罪責。這種比較單一的模式,跟五十年前差不多,正是令我感嘆的地方。


六七年,我十三歲,在不知不覺中成了「小鬼隊」,運送《毛語錄》、左派報章和傳單,幸好沒有被捕,否則我也會成為YP仔(Young prisoner,即青少年犯),不會是今天的劉銳紹了。這五十年來,我間斷地收集關於「六七」的資料。跟著,我經歷了一九八九年北京民運和二O一四年香港「雨傘運動」,赫然發覺,這三場與香港有密切關係的社會運動,當中有頗多相似之處,有不少可悲的事情還在冥冥中重演。


我不想傷痛的歷史簡單地重複,所以,我最近寫了一本書,名為《我從六七暴動到今天》(圖),將在書展中與讀者們鑒往知來:政府不要強蠻,民眾不要再激,再回顧六七,其中最令人心結難抒的是:原來當年北京高層頭腦發熱,要輸出革命,暗地裡定下在同年十月「收回香港」的時間表,港共奉命尋找戰機(指戰鬥機會),於是藉新蒲崗人造花廠事件發難。近年來,陸續曝光的中共文件和資料顯示,毛澤東和周恩來一直知悉並引導事態發展。香港左派就在這種瞎指揮之下衝鋒陷陣,用「毛澤東思想」對抗槍炮子彈。


最可悲的是,中共後來因為內地大武鬥,全國形勢大亂,不得不煞停「收回香港」的計劃。英國駐北京代辦處被紅衛兵焚毁,周恩來向英國道歉,並間接讓英方知道中國不會提早收回香港,但囑英國不要把香港變成反共基地。可是,北京沒有同時通知香港左派「收兵」,另一方面卻不再在人力、財力方面支援左派「反英抗暴」。結果,左派繼續「英勇鬥爭,革命到底」,最後成為犧牲品。


可見,愛國也要愛得清醒。暴動之後,左派努力反身,但由於他們還未擺脫政治枷鎖,所以仍難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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