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劉米修士之死 – 陶傑 


法新社

為什麼劉曉波的○八憲章以悲劇告終?因為中國民族不受這一套。


中國由商鞅秦始皇的法家開始,不論改朝換代,都以嚴刑峻法統治。商鞅更發明了嚴密的組織和株連,調動人民的農耕和戰爭的勞動力,併滅了六國。中國人的農民基因長存二千年,接受強權的統治和動員,直到苛政太過,加上饑饉,農民暴動造反(注意,絕對不是所謂「起義」),自己做了皇帝,由奴隸變成奴隸主,也承襲了法家的手段和精神,即轉而壓迫其他的農民。


其間儒家知識分子,歷代也有為民請命的、向君王勸諫的,偶有海瑞和包拯,但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未能發動一場如歐洲的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不是一個民族或一個朝廷的軍事復興,而是人性被壓抑之後的自由文明復興。西方在十五世紀有了槍炮,火器和航海技術的進步,如果還配上一個中世紀的黑暗時代,歐洲就完蛋了。但幸好這時出現了馬丁路德和達文西,人文精神的覺醒,播下了現代化的種子。


西方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形成對無產階級的壓迫。但除了知識分子為民請命,工人和農夫同時自我覺醒。文藝復興導致西方全民的人權意識,工人成立工會,農夫、小手工業者、婦女,紛紛要投票權。許多工會聯合起來,在英國,剛進入二十世紀,就成立了工黨。


然而中國的小農社會不是這樣。雖然有知識分子草擬人權憲章,有維權律師為農民打官司,但當一個農民,即使在秋菊打官司後獲得了公義,但這個農民和這一家,不會想到另一個山頭還有其他的農民和其他許多家受到同樣的壓迫。他只會向人權律師或其包青天叩頭感謝,然後回家繼續啃吃他們的糧食。小農性格天生短視而自私,他們不會因為公義和人權這類抽象的理想價值而自行組織起來,不必永遠靠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啟蒙。正如英國的工黨,不再需要二百年前的知識分子替他們請命,他們早已有了自己的政黨,而且早已知識化、專業化、精英化。


中國農民缺乏自我的人權意識和組織力。他們只能接受商鞅和秦始皇的刑賞和組織力。所以在香港,只有親中勢力才可以用「蛇齋餅糭」的口腔實惠,組織一幫大媽阿伯去城市論壇大罵黃之鋒,並必要時對一個收到指示而他們不認識的愛國候選人投票。


這是中國小農人口的基因慣性,這個人種確實離豬牛羊鷄鴨近一些,離馬丁路德和達文西非常遠。劉曉波等知識分子,總以為可以做普羅米修士,但他們不知道,他們所處的人間,習慣了長期的黑暗,對於點燈,以及一人點燈之後集體傳燈,完全沒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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