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竟成的謙卑 vs 盧偉聰的傲慢

by 吳月寧 / Today, 16:25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
論語 子路第十三

警方今年 2月追截懷疑違例的汽車時,徵用市民的車輛作人肉路障,結果導致車禍,二死五傷。 警方事後向作人肉路障的三名司機發出擬檢控通知書,但一直沒有交代事態進展。 事主於是向投訴警察課投訴涉事警員失職,對方稱正待死因庭調查及保安事務委員會開會討論,暫時不會調查相關警員。

事主於是向涂謹申求助,希望透過他找警方開會,但警方遭拒絕。 涂謹申表示,在保安事務委員會開會前兩小時,警方才向事主表示可調查有關投訴。

同類事件也曾于2009年發生。當時警方在追截非法賽車時,也曾要求私人車輛製造屏障而導致嚴重車禍 。事後當時的警務處長鄧竟成向社會道歉,並制訂指引,責令前線人員設立路障前須先進行風險評估 。但今天的警務處長盧偉聰只表示,交通意外後向涉案司機發擬控告通知書是一貫程序,他的表現充分反映他高高在上,視市民為無物的傲慢。

這次事件一再顯示香港警隊已墮落到無可藥救的地步。 首先,警隊最重大的職責是保障市民的安全,要求市民作為人肉路障,根本是拿人命作賭注,這做法徹底違背了市民對他們的期望。 三名事主冒生命危險及財物損失,協助警方,事後不但未得到慰問及賠償,更有可能被檢控,究竟天理何在?

更令人憤慨的是,在保安事務委員會開會前因恐怕涂謹申提出質詢,警方明知理虧,才急急 「 補鑊 」 ,表示可對涉事警員展開調查。最後警方口頭答應不會檢控三名事主及向他們致歉。如這事件未能及時公開,相信三位好市民很可能成爲被告。警方今次的惡劣表現,令警民關係雪上加霜。

在林鄭的帶領下,香港市政府與內地相關機構進一步接軌,帶頭破壞港英時代確立行之有效的管治制度。 這情況如繼續下去,香港只會進一步沉淪。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5649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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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的為官之道

by 吳志森 / Today, 00:10

林鄭說,不能單憑一張照片,就證明港珠澳大橋人工島散到一海都係的弱波石出了問題,經嚴謹科學論證前,不能妄下結論。

然後,林鄭話鋒一轉,又說單憑戴耀廷在台灣論壇上不到兩分鐘的總結發言,就可以斷定他大逆不道推動港獨,發出嚴厲聲明予以譴責,以正視聽。

港珠澳大橋通車在即,隨意或隨機擺放的弱波石受到議論,並非單憑一張圖片,而是根據年前與今天的幾張照片互相比較,經香港的資深工程師研究,發現有不尋常的崩散。大橋雖未必有即時危險,但是否構成安全隱患,人命關天,理應審慎行事,不能掉以輕心。但林鄭的回應,似乎對本地專業人士的質疑,全都不屑一顧,左一句世界級工程,右一句經得起考驗,就推搪得一乾二淨。

而戴耀廷的所謂港獨論述,是指如果將來反專制成功中國實行民主,就要考慮香港和其他族群與中國的關係,是建國、組成聯邦還是邦聯?聽前文後理,說的只是遙遠的將來式。

首要的前提,是反專制成功,然後是中國實行民主,然後再考慮不同地區不同族群與中國的關係,注意:只是考慮而不是推動,諗吓啫,都唔得?

反專制成功又實行民主,不要問有沒有路線圖了,單是時間表,究竟是一二百年,還是三四百年之後的事?什麼建國聯邦邦聯,只是戴耀廷對將來天馬行空的想像。又話自己有制度自信嘅,為何聽見反專制民主,就對號入座,馬上跳將起來?

有人質問林鄭對兩件事是否雙重標準?當然不是,林鄭的為官之道,聽阿爺話,按阿爺的指示辦事,指到哪裏打到哪裏,阿爺叫咬誰就咬誰,一以貫之,才能穩坐權位!

原文刊在明報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56501

我們不缺土地 缺的是策略規劃(文:伍美琴)

近日有關土地規劃的議題弄得沸沸騰騰。筆者有幸拿到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研究項目,在新加坡住了3個月以研究他們在土地資源短缺下的規劃與發展。「大辯論」在即,在討論的過程,我發現大家對於規劃有很多迷思,所以希望在此分享一些看法。

規劃地方 需反思發展是什麼

很多人以為把土地分配作不同用途就是規劃。其實規劃是一個很具挑戰性、有趣和長期的過程,土地分配只是這過程中比較下游的部分。沒有上游的努力和創新思維,在下游不斷把土地收集和再分配,只會使問題重複出現。要好好規劃一個地方,需要深刻反思「發展」是什麼。香港沒有共同制訂願景的經驗,也許我們可以參考新加坡經驗。

1965年新加坡被馬來西亞驅逐出聯邦,被迫獨立。那時國家沒有資源,又要解決民生房屋就業問題,在聯合國幫助下,1971年出台了第一版的策略規劃,整合環境、土地利用和交通以建立多元經濟。1985年,新加坡政府已基本解決房屋問題。1991年的策略規劃已是新加坡本土製作,強調以保育和城市設計讓新加坡「華麗轉身」。為解決城市心臟的擁擠,他們把發展推廣到島國四面,規劃房屋、就業、教育和生活娛樂一應俱全的社區。而他們也同時在市中心周邊填海,用了二三十年來推敲用途以使國家和人民得到最大益處。相信策略規劃和願景,在實踐時按着形勢轉變而作適當調整,是新加坡發展成功之道。

畢竟願景只是規劃的第一步,如何由現况邁向願景?我們得對現况有深刻了解,做出來的規劃才會有靈魂。因為我們一同經營的空間會產生一種使用價值,孕育我們,叫我們與土地連結、與人建立關係,使我們更具文化內涵、積累人情味和地方特色。所以我們的規劃不能一味把現况推倒重來,一定要小心研究、因地制宜,不能只根據統一的規劃準則來做具體方案。

「經濟增長是最大利益」是無知說法

要達成願景需要多方努力,政策配合不可或缺。城市空間的「製造」涉及許多政策範疇下的規章制度和社會約定俗成的做法與想法,所以城市建設是一個涉及社會、經濟丶文化和政治權利角力的過程。唯有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才能達至多贏局面。

但是什麼是人民利益呢?很多人以為經濟增長就是人民最大利益,所以認為郊野公園是浪費土地。這真是一種無知的說法,這些人大概不知道自然生態服務是我們賴以維生的必需品!據Costanza和他的團隊發表的研究(註), 2011年全球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達125萬億美元。2014年全球生產值也只有107.5萬億美元。新加坡致力保護和加強生物多樣性,整個城市的75%地方為集水區,行走在星洲的大街小巷,最感動我的是無論貧富,環境質量分別不大——這算是一種「綠色民主」吧?

「香港缺地」是規劃迷思

中國人常說「安居樂業」,以人民為本的規劃就是如何在保育生態的同時可以使大家安居和有一份可以有尊嚴地生活的工作。新加坡政府以國民利益為本,在規劃中大刀闊斧地把土地用來建造房屋和工業用途。星洲不以市場去解決大部分新加坡人的安居問題,720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了整整100平方公里建房子來容納500萬人(包括100萬外勞)。回看香港,我們的私人和公營住宅用地合共只有42平方公里,住了幾百萬人,難怪港人要「窩居」。

說到這裏,很多人就會說:所以我們要創造土地,使港人可以改善居住環境。我們從小就被灌輸「香港地小人多」,所以要移山填海,創造雙倍土地以滿足城市發展。難怪我們的建成區的62%土地來自填海。其實「香港缺乏土地」也是一個規劃迷思,香港的建成區面積是城市的24.3%(約270平方公里)。政府把其餘的都劃成農地、林地、灌叢丶草地丶濕地、荒地和水體,共841平方公里;減去463平方公里的郊野公園、保育地帶和米埔,理論上仍有378平方公里。我們怎麼可能是欠缺土地呢?我們不思考如何好好規劃現有土地(尤其是那些遭破壞、生態價值為負數的土地),還常常打大自然的主意,向山向海取地,不惜摧毁維持我們生命的生態資源,我們真是枉為地球富裕的一群。

我也聽過另一種迷思:零碎地段如棕土是不可能有效利用的。我想只有不認識規劃設計的人才會這樣胡說。規劃的第一個原則就是要豐富現有環境,一般棕土都在有利位置,交通方便、土地比較平坦、水電一應俱全,但是棕土的運作多少會影響附近居民生活作息和環境質素,這些生態已被破壞的土地着實需要更新。而在棕土上對於我們社會經濟有利的各類經濟活動,應該通過全港的策略規劃,闢出最合適土地和基建來滿足這方面的需求,以有效運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經濟發展應該是為了有更美好的環境和可以讓人民有尊嚴地生活,工業革命以來人類不但沒有做好這一點,甚至捨本逐末,只追求金錢增加,不惜犧牲環境和他人幸福,以致世界出現了極大的貧富不均現象。國際樂施會2018年報告《請回報勞動,不是酬謝財富》談到去年世界創造的財富,82%落在最富有的1%人手中;而地球一半人口卻與這些財富無緣。所以推行較小規模的發展,使生態環境復蘇,提供居住及本土經濟(包括復興農業)發展的空間,正符合去年聯合國「新城市議程」的核心內容——不讓任何人丶任何地方和任何生態「掉隊」!

只求增地 不可能讓城市持續發展

如愛因斯坦所言:「我們不能用相同的思維去解決這思維所產生的問題。」只求增加土地,不去建立為人民謀福祉的願景,訂立長遠規劃,調動各持份者的創意丶想像力和經驗,同心去建設一個我們可以驕傲地傳承予我們子孫的香港,是不可能讓我們的城市持續發展的。新加坡第一任總規劃師以100年的單位作規劃,因為他認為「在往後的千百年,新加坡人會世世代代住在這土地上」。也許如此,新加坡人可以用一個世紀為限,在2061年與馬來西亞的買水合約期滿後,將不假外求,實行用水自給自足。

香港不缺土地。要讓我們的人民安居樂業,缺的是長遠願景、化「危」為「機」的決心和各持份者(也許包括你和我)同心同德地去解決困難,以推行和實踐我們的共同願景。

註:Costanza, R., et al.(2014). “Changes in the global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6:152-158.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城市研究課程主任

https://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80418/s00022/1523972042943

好站隊 站好隊(文:王慧麟)

自2003年《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觸礁之後,歷任特首都面對何時立法、如何立法、怎樣立法的壓力。過去一個星期,特首同樣面對立法的壓力。

對某些人來說,23條立法並不存在「時機」的問題,因為香港政治環境瞬息萬變,任何時機都不會是好的時機。原因是,只要政府把23條立法草案端出來,民主派必然群起攻之,「外部勢力」必然推波助瀾藉此打擊北京。既然如此,23條立法並不存在什麼「有利環境」,也不存在什麼「好的時機」,特區政府是有憲政責任把任務完成。

緩和局勢 得來不易

但每屆政府面對的具體社會及政治形勢大有分別。上屆政府提出的「半桶水」普選方案,遭到立法會否決,其間歷經雨傘運動及街頭衝突等,社會的對立與撕裂至今仍未撫平。今屆政府班底好多亦是上屆政府的高層,當然見識過上屆政府因為社會撕裂而引致的管治危機。

現實是,自今屆政府「上莊」之後,局勢稍為和緩及平穩,不少在立法會遭到「卡住」的法例及撥款,有望可以較快地回復正常軌道。這些得來不易的緩和局勢,確實是近5年來少見的。未來的民生議題爭議,包括快將推出的土地政策大辯論,更是許勝不許敗的政策挑戰。假如政府忽然提出要搞23條立法,不單重新喚起社會的撕裂及對立,而且這個「重磅政治炸彈」也可能會蔓延至民生政策的討論,令一些重要的民生改革政策失焦甚至拉倒。難怪直至前日,特首只會說23條立法未有時間表,仍不「鬆口」說在何時將啟動有關討論。

問題是對某些人士來說,現在確實是23條立法的良機,因為——其一,立法會內民主派已成少數派,現在的議事規則已經大大削弱拉布的功能,因此只要政府立即交上法律草案,立法會民主派頂多也是扔東西憤而離場,只要「霸王硬上弓」通過就可以完成任務;其二,現在距離下一次大型選舉,即2019年11月區議會選舉,還有一年多時間,如果現在不上馬,下年開始的選舉期「殺到埋身」,各大政黨的注意力就會放在選舉上,到時更難搞23條立法;其三,上次立法會補選,市民普遍不滿民主派表現,而民主派的「政治行情」正處於低谷,已經沒有能力團結反對力量。

更重要的是,現屆特首在民主黨晚宴上捐出了3萬元,部分人士擔心現屆政府為了所謂土地及民生議題,忘記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的根本政治立場之問題。所以,23條立法的風暴,雖是一個對現屆政府的政治施壓,但對部分人士而言卻是大好機會,藉此事大書特書、卯足幹勁,向政府施以巨大之政治壓力,逼現屆政府要「好站隊、站好隊」,不要因為要搞民生拼經濟而忘記了自身的權力基礎以及友敵關係了。

現在港府是要搞團結還是拼撕裂?

所以這次23條立法的事件,不單止是立法問題,更有其他政治因素攙雜其中。只是,我們大抵要回到一個根本問題:現在特區政府是要搞政治還是拼經濟?是要搞團結還是要拼撕裂?上周港大民調可見,現屆特首的支持率首次少過反對率,民望淨值出現負數。在特首民望開始慢慢走向下降軌之時,此時此刻某些人士和組織又要逼特首搞23條立法,是不是一件有利香港管治、有利民生改革、有利對應「美帝」貿易及金融戰的事呢?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https://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80419/s00022/1524053860235

向被一次過炒晒的兼職實習督導老師致意 – 鍾劍華

我可能不是最合適的人去評斷這一單兼職實習導師被炒的事件,應該有很多其他人更合適。但是我也明白,合適的人可能因為各種原因不能作出合適的回應。他們的難處我能理解。不過,我也明白,很多不合理的事,往往就是因爲大部份人的有難處、冷漠或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而一再發生的。所以,就當我是諸事八卦,就當我是事不關己也口沒遮攔。

話得說回來,我也曾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負責統籌學生實習及協調的工作,也要負責分配工作給那些兼職實習督導老師。因此,與他們也算是合作過,時間也不短。因此,我相信我要說的,也不是無的放矢。我相信我還是有一點點資格,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作一些不合時宜、甚至可能被視為不通世務,不分莊閒的回應的。

我以前讀的學科,今天所屬部門開辦的學科,都是跟人本專業服務緊密相關的,其中最主要的當然就是歷史悠久的社會工作了。一直以來,我們都提醒學生要「以人為本」,要培養他們的「人本關懷精神」。部門也一向十分重視師生關係,不時提醒老師要以「學生為本」,要「用生命來影響生命」。這些都是我們經常掛在口邊的說法。對於這些,口講就容易,但實際上能夠做到幾多?我知道很多人,都是抱着一種「做得幾多得幾多」的態度,來平衡各方面的拉扯。但是在今天的那一種管理心態之下,能夠做到的空間就真的是越來越小了。

以前我在大學本科的時候,也是讀社會工作。讀書時經歷了兩次實習,其中一次也是在兼職的實習督導老師指導下進行的。到今天三十多年了,我仍然很感謝當年那一位老師。她把我從中大優美的校園宿舍及受保護的象牙塔中帶回現實。實習督導過程中,她豐富的前線工作經驗,比大學裏邊那些講師及高級講師都要豐富,也更落地,更貼近現實,期間給予我很多到今天都不能忘懷的啟發。我仍然認為這正是兼職實習導師的價值,他們對實務教學的貢獻,不容低估,更不應被矮化。

有一些兼職實習導師雖然長期從事這個工作崗位,有幾位已經工作了超過20年。但因為他們主要的工作就是督導實習,他們對服務的實際情況,往往比在學院教書做研究的同事都豐富,也更在地。老實說,今天的大學環境,在實務學科的處理上真的有點本末倒置,有一些社會工作的老師,本身就從來未曾正式從事過社會工作實務。為何如此,當然有其原因。但正因如此,專職實習督導的兼職老師,擔當的責任及貢獻就更突出了。

我記得,雖然兼職督導老師這個崗位,在不同的學院都已經存在了幾十年,但以前就連薪酬架構及增薪點也沒有。每一年要按實際情況及個別的條件來決定是否有約續。就是續了約,也只是停留在原來的那個薪級。

後來,記得就是我負責實習統籌那個階段,部門說要加強practice teaching,要提升實習督導的質量,要令有經驗的兼職實習督導老師都可以有一個較佳的就業保障,而且可以挽留這些人才。所以,雖然也是年年續約,但就有了薪資架構,有了按年資來調整的增薪點。雖然只是很簡單的一個薪資架構,但也總算是一種進步。

那個時候,也開始說要鼓勵部份同事把更多時間投放於研究及寫學術文章的工作。因此,把這一批兼職實習督導老師納入編制之中,也是有一個意思,就是要讓更多的教職員,可以免於往機構跑。部門就可以由以前在實習督導上要全民皆兵的狀態,變成有一個內部分工。沒有這一批兼職實習導師,這一個分工的安排及構想,便會大打折扣。

香港的大學教育很功利,而且是越來越功利。但始終都是大學,所以也要講學術。所以往往會出現一個很尷尬吊詭的處境。似乎每一個部門都要證明自己有經濟價值,自己的學生可以畢業後得享高薪,或者起碼就業冇問題,在市場上很搶手。大學高層也要年年開記者招待會,要告訴社會,我們今年的畢業生又比去年每月平均賺多咗兩舊,更比隔離嗰間賺多三舊。

可另一方面,在一個實際的校園環境,在教學與學術工作的環境中講實務,又似乎顯得十分邊緣。特別是近年要講爭排名,教學及實務工作變成配菜。主要負責教學的教職員,都已經變成二等公民,有很多還要每年續約。因此,負責實習督導的那些兼職老師,就更是變成邊緣中的邊緣了。

有同事說:「佢哋無功都有勞」。我就不會選擇用這句話。我會說,他們大部份都「有功兼有勞」。但這句話其實也不必多說。因為這次全體不獲續約事件,似乎也不是以從講功勞講貢獻作出發點的。

作為一個公共機構,如果不是因為員工的工作表現不理想而要作出解僱的決定,而且面對的是一班在部門工作及貢獻了起碼十幾年至二十幾年的員工,竟然要在約滿前三個月才通知,而且完全沒有合理的過渡期。這不已經足以令所有其他員工、校友、及學生感到難堪嗎?

我們有一些老師,仍然這樣教導學生,叫他們「在一個機構工作,就要承擔機構的使命和責任,要有擔當,要以負責任的態度工作,要視機構的整體為一個團隊,要有團隊精神,要對這個整體保留一點忠誠及責任感」。但我們也知道,現在很多機構,商業機構就不在話下了,連社會服務機構及公共機構,甚至政府都是如此爭先恐後做無良僱主,帶頭示範如何把員工當成是可以用完即棄的資源。做了20年,有功也有勞又如何?總之過了橋,就要把板也抽掉。忠誠?責任感?團隊精神?這些高調只能留在口講,還可以用來教誨學生!

據說召他們開會把安排通知他們的時候,還要安排了警衛在附近候命。這算是什麼?是擔心他們乘機發難?如此恣態,究竟是反映了那一班兼職實習老師個個都很孔武有力,隨時準備動粗?還是反映了以行政手段動粗的,自己心裏有鬼,自己首先膽怯心虛?這一個案例,相信可足成為公共行政管理的經典教材。

事情發展至今,只能說來得很突然,但也不能說是完全在意料之外。不過,卻也是一個在情在理及在行政操作上,都很難找到任何在情在理的說法來開脫的意料之中。

在此,我只能以個人的身份對這件事、以及這樣的處理手法表達一下個人的態度。也希望借這個機會,向所有受影響的兼職實習導師致一個口惠而實不至的敬意與謝意。雖然不一定會有迴響,但我深信,心存這一點敬意與謝意的,肯定不只我一個。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155511283341938&id=543236937

《星島》:兩外事系統領導人入港澳工作協調小組 助港處理涉外關係及維護國家安全|852郵報

2018-4-16 17:36

多個傳媒上周引述消息指,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將會出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主管港澳事務。《星島日報》今日引述消息報道指,小組架構維持「一正四副」的架構,四名副組長當中,有兩人是來自外事系統,有意見認為,此人事格局反映中央政府冀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強調「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星島日報》引述消息指,新一屆的小組架構會維持一名組長及四名副組長的設定,這四名副組長分別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尤權,國務委員、外交部長王毅,港澳辦主任張曉明。

報道又提到,楊潔篪和王毅都先後出任外長,為首次有兩名外事系統的領導人,加入港澳小組,這反映中央高度重視維護國家安全,亦有助港處理涉外關係。報道以上周四(12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就8年前人質慘劇公開道歉為例,指這正是外事系統向菲方施壓,與及討價還價的結果。

(圖片來源:now新聞截圖及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http://www.post852.com/247661/%e3%80%8a%e6%98%9f%e5%b3%b6%e3%80%8b%ef%bc%9a%e5%85%a9%e5%a4%96%e4%ba%8b%e7%b3%bb%e7%b5%b1%e9%a0%98%e5%b0%8e%e4%ba%ba%e5%85%a5%e6%b8%af%e6%be%b3%e5%b7%a5%e4%bd%9c%e5%8d%94%e8%aa%bf%e5%b0%8f%e7%b5%84/

鄭若驊搬基本法強調檢控不受干涉 外界早倡律政司司長釋檢控權|皇甫清|852郵報

2018-4-16 18:39

立法會財委會舉行特別會議,審議《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 ,今午商討司法及法律行政相關事宜。公民黨郭家麒在會上批評,香港的司法獨立日漸「走樣」,又憂慮增加律政司開支,以改善司法制度的同時,政府又會透過司法制度來打壓政敵或「眼中釘」。他續指,有調查指香港的司法獨立排名下跌,很多刑事檢控都滲入了政治成份,如早前的DQ案等。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回應時強調,根據《基本法》,只會按證據及檢控守則作檢控,不受任何干涉。她又引述世界經濟論壇的調查反駁,指香港的司法獨立排名,連續3年在亞洲區中排榜首,而世界銀行亦指,香港的法治排名在20年間,由70位上升至15位。

雖鄭若驊強調,根據《基本法》,只會按證據及檢控守則作檢控。不過一直有意見認為,特區政府引入高官問責制後,律政司司長一職亦變成政治任命官員,不論作任何決定都會被視為有政治考慮。事實上,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曾提出,檢控決定可改由刑事檢控專員負責,以解決現有制度漏洞,他更在2014年12月,即雨傘運動結束後不久已提到,時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為政改三人組之一,要由他最終把關決定是否檢控因傘運被捕的人,有明顯利益衝突,建議他授權其他檢控官處理所有和佔領運動有關的個案,以釋眾慮。

另外,鄭若驊今日引《基本法》指檢控不受任何干涉,但《基本法》第63條只列明,特區政府的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未有列明刑事檢控的權力在於律政司司長,換言之作出改動以避嫌絕非不可能。

(撰文:皇甫清)(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http://www.post852.com/247675/%e9%84%ad%e8%8b%a5%e9%a9%8a%e6%90%ac%e5%9f%ba%e6%9c%ac%e6%b3%95%e5%bc%b7%e8%aa%bf%e6%aa%a2%e6%8e%a7%e4%b8%8d%e5%8f%97%e5%b9%b2%e6%b6%89%e3%80%80%e5%a4%96%e7%95%8c%e6%97%a9%e5%80%a1%e5%be%8b%e6%94%bf/

中國廠房崛起削外資盈利 德企高層形容「溫水煮蛙」|852郵報

2018-4-16 19:04

外資企業經常前往中國設廠,但隨著中國對外企的開放度漸減,加上當地企業快速進步,德國企業對中國的依賴可能會面臨挑戰。有一些德企高層甚至私下以「溫水煮蛙」形容現時情況。

路透社昨日報道指,德國過去超過10年得以成功抵禦惡劣經濟環境,主要依賴創新型企業製造高級產品,供應予快速增長的經濟體。此外,該國亦擅長在開放、有序,而且鼓勵競爭的環球貿易體系中獲利。在這兩方面,中國對德國而言非常重要。隨著中國對外企逐漸開放,當地開始以驚人的速度買入德製汽車和器械,例如單在去年已購入500萬輛德國汽車,而中德去年的雙邊貿易金額高達1,870億歐元(約18,148億港元),而貿易逆差只有140億歐元(約1.358億港元)。

不過中國的開放,在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卻走向相反方向,而且中國企業在價值鏈(value chain)上增值的速度,亦比德國企業所預計快上許多。德國老牌工程企業Bauer於90年代中首次在中國興建廠房時,沒有一間當地企業有能力製造這種精密的鑽機。然而至2013年,已有36間有能力製造。該廠房於10年前帶來的盈利為10.9億歐元(約106億港元),但5年後的銷售額已大跌一半,其後4年亦未見起色。

Bauer行政總裁Thomas Bauer認為,中國企業快速進步的原因,是和歐洲供應商合作設計部件。他相信習近平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方針,代表中國想直接挑戰德國在生產上的主導地位,更直言「德國將太多蛋放在一個籃中,那個籃就是中國」,「這不會是一場對抄襲者的比賽,而是對執意要勝過我們的創新工程師。如果我們不盡快開始找答案,情況最終可變得非常惡劣」。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近日宣布「301條款」制裁清單,擬對許多列入《中國製造2025》範疇的商品收取25%關稅,包括通訊技術和機械產品等。美國貿易代表署表示,中國籍各種政策強迫美企轉移技術和知識產權予中國企業,以此取得多個高科技領域的龍頭位置,但做法對美國造成損害。

(圖片來源:BAUERGruppe Youtube影片截圖)

http://www.post852.com/247679/%e4%b8%ad%e5%9c%8b%e5%bb%a0%e6%88%bf%e5%b4%9b%e8%b5%b7%e5%89%8a%e5%a4%96%e8%b3%87%e7%9b%88%e5%88%a9%e3%80%80%e5%be%b7%e4%bc%81%e9%ab%98%e5%b1%a4%e5%bd%a2%e5%ae%b9%e3%80%8c%e6%ba%ab%e6%b0%b4%e7%85%ae/

「天下為公」公布首階段六項工作 眾籌一周內達標梁振英居功至偉|852郵報

2018-4-16 21:04

民主黨上周就前特首梁振英的UGL案發起「天下為公」眾籌計劃,今日凌晨已達到200萬的籌款目標。民主黨今午開記招,宣布首階段的六項工作。

大律師吳思諾公佈首階段工作計劃有6項,分別為

  1. 聘請律師提供有關貪污事宜的法律意見
  2. 聘請英國律師向法庭申請查閱相關文件
  3. 聘請澳洲律師就梁振英可能觸犯的澳洲罪行提供法律意見
  4. 聯絡英國和澳洲的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
  5. 聯絡執法機構,包括香港的廉政公署、英國的 National Crime Agency和澳洲的執法機構
  6. 把就有關梁振英涉收取5000萬一事於公眾領域的文件存檔,讓公眾查閱。

對於有市民冀增設其他捐款渠道,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就指,因難以完全避免匿名捐款及完全符合「反洗黑錢」的法律要求,故未能安排。他又表示,「天下為公」是一個長期運動,涉及海外複雜的法律等專業工作,開支不菲,歡迎市民繼續參與及支持。另外,民主黨亦會成立管理委員會,邀請社會知名、具公信力的人士加入,以確保捐款用得其所,以及增加透明度。

說回是次「天下為公」眾籌計劃,不足一星期就達標,當中最大的功「功臣」,恐怕正是目標人物梁振英。林卓廷、尹兆堅,何俊仁及吳思諾在上周一(9日)開記招,宣布「天下為公」的計劃,梁振英在同日及翌日,先後向林卓廷等人發律師信,指其多次作出虛假及惡意指控攻擊,行為涉嫌誹謗,保留一切法律追究嘅權利。不過發信還發信,至今未見梁振英有實質行動,控告有關人等誹謗。

(圖片來源:www.fringebac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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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片】毛澤東前秘書李銳評習:小學程度 沒想到文化程度這麼低|852郵報

2018-4-17 12:25

現年101歲、曾任中共前領導人毛澤東兼職秘書的中共自由黨代表人物李銳,目前因病入住北京一間醫院。日前他於病榻接受美國之音的獨家專訪。報道形容,李銳於受訪期間「正面評價了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並對現任中共領導人的文化智力水準表示憂心。」

李銳表示,最後一次接觸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時,還是習當浙江省委書記的時候。當時習近平邀請他們一家人吃飯,一行四人。李銳形容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工系的習近平是「小學程度」,「過去我也不可能,他的文化程度這麼低」。他憶述,因為習近平是習仲勳的兒子,而他與習仲勳又是好朋友,所以他席上「講話就隨便一點」,當時他跟習近平說「你現在地位不同了,可以講一點有意義的話了,應該講點意見啦」,散席的時候習近平則說,「你可以打擦邊球呀,我哪裡敢」。

李銳強調,當時自己沒有看不起習近平,「因為他是仲勳的兒子」,而習仲勳是「了不起」的。最後被問及對習近平有沒有忠告,李銳搖頭,稱「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嘞,這個人他現在能接受?不可能,不可能」。李銳曾於著作《李銳口述往事》其中一個章節紀錄與習近平的會面,並於開首寫道:「人有了權以後是會變化的。這樣的人我接觸多了。」

(圖片來源:美国之音中文网YouTube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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