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點樣出手,梁振英至肯收手?|王陸|關公拆局|852郵報

2018-8-18 08:00

梁振英就FCC邀請陳浩天演講一事發難,透過鍵盤不斷先向FCC開炮然後恐嚇港人,單以出位公關來說,可說是成功之作,因為過去兩周,不少人一直被他的文章牽著鼻子走。

如果梁振英真心只想打擊港獨及警誡機構團體不再搞同類活動,其實應先在幕在策動目標機構的成員提出反對,尋求社會支持,再由友好及親中團體加入擴大輿論聲勢,最後由特區政府徇眾要求正式依法處理,不過根據過去經驗,梁氏甚少這份耐性,更不輕易與別人分享其愛國功勳,所以由始至終全部攻擊個人一手包辦,但亦正正因為如此,他的個人影響力一再受到考驗,隨時可能得不償失。

梁振英既有政協副主席身份,向FCC發炮前不可能不知會港澳會辦及中聯辦,因此由張曉明到譚惠珠以至梁美芬等都須發聲支持,但發言的內容及狠批的目標都未必與梁振英相同,這種避免捲入梁氏風眼的虛應式手法,香港的建制派應早知之甚詳。

梁振英發難前早知FCC及陳浩天一定不會就範,但仍然戮力以赴,最受壓力的應是特首及相關政府部門。梁振英倘若鍥而不捨,繼續要求特區政府不與FCC續約(須以公開形式招標,又或改為優惠親中記者編輯及媒管理人員組織),負責政府產業管理的官員怎樣為特首找一個體面的下台階,將會費煞思量。

這次事件的公眾反應,會是梁振英在香港「剩餘勢力」的另一次檢視。邵善波馮煒光等「近親」出手自不待言,但幫港出聲等「友好」無財不行,中聯辦港澳辦的嫡系則可能經已「一眼見晒」,而最令人意外的是梁氏的「一帶一路」班底這次幾無一人肯為他仗義發聲,由此可見FCC事件對建制派的「有識之士」吸引力不大,珍惜羽毛者不會無端介入,把個人聲譽為梁振英押上。

更有趣的是,他竟被外國傳媒策封為「港獨之父」。其實梁氏絕不反對被國際傳媒封為「反港獨」之父,甚至會為此引以為榮(可能寫入中英歷史之中),但如今適得其「反」,梁氏日後會不會親自去信所有海外相關傳媒,要求澄清及為自己「正名」,港人理應翹首以待。

FCC事件在香港肯定是茶杯裡的風波,過後便沒有人再感興趣,除非梁振英不肯放過特區政府(唯一能跟進事件處罰FCC的組織),特首如果不能透過中聯辦或港澳辦把梁振英「擺平」,FCC也不會坐以待斃,屆時必會有更多外國勢力介入,令香港更名聞世界。

不讓外國傳媒藉此事在港借勢得勢,是特首向北京進言的最有力證據,如果中央認同梁振英的強硬路線,特首當然無法不力撐這位前特首到底,她只能借勢以此作為推銷廿三條的基礎,這是對林鄭最有利的「釜底抽薪」之計,為了尋求連任,她一定連消帶打,梁振英會否因此收回成命,關鍵會否在於UGL,還要看日後雙方角力的進展。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https://www.post852.com/257082/%e6%9e%97%e9%84%ad%e9%bb%9e%e6%a8%a3%e5%87%ba%e6%89%8b%ef%bc%8c%e6%a2%81%e6%8c%af%e8%8b%b1%e8%87%b3%e8%82%af%e6%94%b6%e6%89%8b%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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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劫香港】瓜分五千億大茶飯

by 本土研究社 / Aug 9, 00:37

以董建華同一干中港地產商為首嘅「 團結香港基金」,近日力推2200公頃超巨型「東大嶼都會」填海方案,面積相當於半個九龍半島。就算用佢地聲稱「多快好省」嘅方式施工,成個填海工程連基建都要4760億,仲要戴晒頭盔話係按現時造價估計,將來可能有變數喎,即係預咗超支再攤大手板問市民攞錢啫!

自從特首林鄭月娥7月初打晒開口牌要填海,陸續就有好多「專家」、「工程界人士」走出嚟話填海幾快幾平幾方便,啲數越吹越勁。有人話快到三、四年就填好,有人又話成本只係$500-900蚊一呎。喂,政府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都話至少要11年、填海連基建$1500-2500呎喎。咩專家咁巴閉識得哩啲神奇填海大法?

只要睇真啲,就會發現哩班「專家」係出於自身利益而講啲唔講啲。好似哩幾個月成日走出嚟話填海好平嘅「利基控股」主席單偉彪,本身就狂接填海同基建生意,例如機場三跑同東涌新市鎮擴展的填海工程、高鐵牛潭尾至大江埔隧道、沙中線、中環灣仔繞道全部都有份,仲有好多土地平整同政府基建合約,成功填海一定好多嘢撈。利基控股的2017年報都講到明:「因為預見土木工程的減少,集團更有迫切性需要擁有長期穩定收入的業務,來平衡工程行業的波動。」等開飯嘅食相真係好明顯。

單偉彪講到填海好平,每呎只係$500-900,但睇返佢引用為例子既東涌填海工程文件,哩個講法根本係取巧,只計咗建造海堤同填土工程的116億元,於是得出每呎不過$900的價錢。實際上填海造地並唔止圍起個海然後倒泥就成事,仲有建渠、排水進水口等基礎建設、緩解環境影響措施同工程顧問費,成個東涌擴展的130公頃填海,係問納稅人拎咗205億架!相當於每公頃$1.58億、每呎$1465。仲未計接駁去填海選址的道路同交通工程成本。

最諷刺嘅係,單偉彪兩年前接受訪問時明明自己話:「若是根據現時狀況來評估未來工程項目所需款項,申請撥款的款項肯定不足。」以解釋基建工程經常超支的原因。(星島日報,2016.3.28)。而家就用啲過去工程例子講到鬼咁平,總之拿拿林氹咗市民落搭開工先!

除咗利基控股可以受惠於填海基建大茶飯,單偉彪亦係「路勁基建」的主席,該公司主要在中港各地經營房地產,「粵港澳大灣區」是集團其中一個發展重心。「東大嶼都會」一旦落實,打通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利基就可填海做基建、路勁就負責起樓賣樓,真係發過豬頭!

再追索上去,利基和路勁皆由「惠記集團」持有,是單偉彪和單偉豹兄弟的家族生意,「惠記」的另一主要股東係「新創建集團」,即係「新世界發展」附屬公司,而新世界主席鄭家純就是團結香港基金副主席。兜一大個圈,所謂「填海專家」其實同團結香港基金圍威喂,怪唔得團結香港基金出動佢地既分身「 政策.正察」facebook專頁去推單偉彪個填海訪問啦~

近年香港啲基建工程鑊鑊新鮮鑊鑊金,連一條沙中線都搞唔掂,仲想我哋應承俾4760億填個東大嶼人工島?成日用住大啲、住好啲嘅名目打劫香港人,真係狼過祈福黨呀!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58823

習近平危機重重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全球資本主義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混亂的國際關係

中國勞工論壇 社論

今年三月,習近平開始了終身統治的時代,自此他對中共黨國的控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自此習近平的統治並不順利。7月6日,中美這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戰終於爆發了。中國商務部稱之為「迄今為止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這種說法固然有些誇張,目前情況還沒有這麼嚴重,但是現在看來兩國之間的角力越來越有可能升級成貿易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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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經濟從未經歷過這樣的貿易戰。資產階級自己也不完全清楚全球供應鏈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影響。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說道,在特朗普於7月6日開始加徵關稅的340億美元中國商品中,有200億美元(58%)的商品是在華外企生產的,當中也包括美國公司。

因此過去幾個月裡世界各國的前景也大為暗淡。特朗普的貿易戰加劇了中美及其他主要經濟大國之間的緊張局勢,不過特朗普主要仍是攻擊中國。到目前為止特朗普已經對全球10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了關稅,而且威脅要對另外80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關稅。其中一半都是來自中國。

經濟學家們警告說,衝突如果繼續發展下去,會嚴重破壞全球經濟。坊間對經濟前景越來越悲觀。儘管中美為了避免貿易戰繼續升級而有可能達成協議,但它們的協議不會長久。中美衝突也可能持續數年。

《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說,特朗普是向自由世界秩序開戰,而這種秩序主要正是美國自己在過去70年裡建立起來的。特朗普甚至還威脅說,如果世貿組織不「公平對待」美國,美國就會退出。美國政府一改二戰後的立場,採取貿易戰政策,這意味著全球資本主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

我們曾解釋過,導致美國政策轉變的主因不是特朗普的個性,而是因為2008年爆發的資本主義危機大大改變了過去三十年飛速全球化背後的政治和經濟因素。各國資產階級一邊歌頌開放市場和全球化,一邊推出保護主義政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2017年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自2012年以來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年均增速僅略高於3%,還不到之前三十年的一半。外國直接投資(FDI)則在下降。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指出,2016-17年全球FDI從1.87萬億美元減少到1.43萬億,降幅達23%。

最近幾週人民幣急速貶值和股市暴跌,也是清晰的警報信號。現在中國經濟正再一次減速。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長的兩大動力──投資和消費支出──的增速均大幅下跌。

此次經濟放緩和股市暴跌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過去一年裡打擊影子銀行和金融風險導致信貸緊縮。目前貿易戰還只是次要因素,但未來幾個月它的影響可能會加大。

為了避免爆發可能會威脅到政權存亡的金融危機,中共政府發動了去槓桿運動,但這減少了企業能得到的貸款,進而導致投資增速嚴重下降。這突顯出中國經濟何其依賴債務。中國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劉勝軍告訴《紐約時報》:「很糟糕,違約的不只是中小企業,還有大公司」。

今年6月,中國股市下跌到2016年一月之後的最低水平。今年上半年,中國股市市值總共蒸發了2萬億美元,其業績成為全球第二差,僅好於阿根廷。不過目前還沒有達到2015年股災那麼嚴重的程度,當時中國股市市值蒸發了一半(5萬億美元)。

《華爾街日報》上海分社社長沈宏指出現在和2015年兩次熊市的重要區別:今次拋售股票的似乎是大型投資機構,而不是成批的小股民。

台灣群益證券分析師林靜華說:「2015年經濟情勢較佳,股市在崩跌之前漲了許久。當時也沒有貿易戰。」

與此同時,中國建築業、交通業和服務業工人勇敢地發動了數場跨省聯合罷工。五、六月份多省退伍軍人的大型抗議迫使政府在六月底舉行緊急會議,加緊平息抗議,讓新成立退役軍人事務部至少看上去不是那麼沒用。抗議的退伍軍人受到毆打是點燃抗議的導火索,說明鎮壓不像政府所想的那樣是解決政治問題的靈丹妙藥。根據媒體報導,過去幾個月裡至少在8個省份,政府派出警察和黑幫毆打抗議的退伍士兵。

儘管工人明顯是刻意不提出政治性的口號,但階級鬥爭的高漲仍然給習近平帶來了大難題。中國經濟正在減速,而許多工人的工資和工作條件近年來惡化,他們的不滿已經達到臨界點。

這才是習帝的真實處境。三月份全國人大幾乎全票同意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但這顯然並沒能讓習近平「完全控制」股市、資本主義貿易體系或者階級鬥爭。現在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習近平「前所未有的」權力仍是有限的。習近平政權在國內外面臨多方壓力,不得不小心翼翼,否則可能引爆更嚴重的危機。

自三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下跌6%,僅六月就下跌3.3%,創下單月最大跌幅紀錄。不儘是中國,從土耳其到巴西整個「新興市場」都感到美國央行加息的壓力。資金流回美元資產,導致全球收緊信貸,並拉高了美元匯率。美元扭轉了過去十年的走弱態勢,使那些借入美元的政府和公司要承擔更大的還債成本。

儘管目前人民幣貶值幅度還不是很大,但仍是2015年以來最大跌幅。中國政府可能願意讓人民幣貶值,以作為對特朗普的警告:如果美國繼續進行貿易制裁,中國政府會加大人民幣貶值的幅度。

但儘管一定程度的「技術性貶值」有可能讓中共政府贏得一些討價還價的餘地,可是如果人民幣加大貶值幅度,反而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嚴重危險。南韓、澳洲、日本和台灣等與中國聯繫緊密的經濟體可能也會被迫將本國貨幣貶值,引發「競次效應」,變成全球貨幣戰。

人民幣走弱可能會引爆2015年那樣的上萬億資本外逃,給中國經濟造成反衝。資本外逃的後果之一,是加劇中國企業的信貸緊縮狀況。而且央行為免GDP增速暴跌(即硬著陸)而推動的貨幣刺激措施(增加貨幣供給和信貸)將更加困難,而且其成本會更高。

由於造成信貸緊縮,現在習近平已經在退回三年解決影子銀行和金融風險問題的計劃。現在中國央行不得不轉而放寬信貸政策。未來幾個月,政策的轉變可能會更大,而且可能會重新採用大規模刺激方案,加大基建支出,來拉動經濟增長。這當然會進一步惡化中國的債務問題。中國債務問題的嚴重程度在全世界歷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正因如此習近平起初才要發動打擊金融風險的行動。中共可能會通過偽造數據和嚴厲的新聞管控來掩蓋其政策的轉變,讓人們以為其路線是「始終如一的」。

關於其它方面經濟政策的媒體審查也在加強。根據《中國數字時代》網站的報導,中共宣傳部門於6月29日發布命令,要求嚴格管控媒體對貿易戰的報導。該命令嚴禁媒體自行報導特朗普和其它美國官員的言論。更重要的是,媒體被禁止提及中共的「中國製造2025」工業現代化計劃。在今年的首五個月新華社發布了140多篇關於「中國製造2025」的報導,但自6月5日之後一篇都沒有。與之類似的是,有官方媒體因為發布「美國害怕了」、「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國」等誇張報導而被政府批評。

另一個例子是曾被奉為中國科技成就典範的中興公司。中興嚴重依賴美國製造的電子元件,因而不得不屈辱地接受美國政府提出的「救助」協議(美國共和、民主兩黨議員仍在反對放過中興)。中興簽署的協議令人回想起殖民時代的「不平等條約」,而中共也毫不意外地嚴厲封鎖相關消息。

官方媒體改變腔調,表明中共在政治上出現了180度轉變,儘管它當然不會承認這一點。習近平過去公開拋棄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大肆進行民族主義的炫耀。中共當局製造個人崇拜,大肆吹捧「習近平思想」,也以此為重要成分。現在無疑有許多中國統治精英正悄悄地說,鄧小平的做法的確有些道裡。

現在習近平自己也感覺到,過度煽動民族主義令他難以向美國妥協。因為在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下,如果人們視他為弱勢領導人,甚至可能會動搖他的地位。

中共政權危機重重。對於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干預、威權統治和「強大領導人」的過度自信會讓它作繭自縛。全球資本主義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混亂的國際關係。特朗普也只是這場危機的表現。只有中國和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團結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才能將全人類帶出危機。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58777

記協年報:23條立法威脅媒體 中資轉佔網媒操控輿論

香港記者協會今日發表新一份新聞自由年報,指本港的新聞及言論自由空間日漸收窄。年報關注23條立法如何損害本港言論自由,亦提到近年中資攻佔新興媒體,企圖影響輿論。

網媒及個人媒體興起 23條威脅範圍擴大

年報以「風中之燭-國安法陰影中的言論自由」為題,指九成的新聞從業員認為過去一年,北京官員多番向港府施壓,要求盡快落實《基本法》23條,這將會有損香港新聞自由。

記協認為,2003年提出立法時,受威脅的主要是傳統的紙媒及電子媒體,「但十五年後的今日,網媒及個人媒體的興起,受威脅的範圍,勢將擴大」。

李立峯:建制網媒政治宣傳多於報道事實

年報特別關注到中資攻佔新興網媒的情況,指近年當權者的輿論操控戰場,近年大規模轉佔網絡陣地。被點名的網媒包括《港人講地》、《HKG報》、《橙新聞》、《點新聞》等。

年報引述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表示,建制派主流傳媒和網媒有清晰分別,前者仍然會做基於事實的報道,只會利用各種採訪技巧令報道有明顯的取向。不過建制網媒的內容是「半報道半評論」,例如不時會附上「請廣傳」及「請讚好」等字句,使其成為政治宣傳多於報道事實。

報告指林鄭對《檔案法》無動於衷

副主席任美貞則在報告指,特首林鄭月娥上台後雖有放寬網上媒體採訪官方新聞活動限制之舉,但對重要的《資訊自由法》和《檔案法》的引入卻無動於衷政治宣傳多於報道事實。報告指因為這兩條法例遲遲未有落實, 而導致記者尋求資料時處處受阻的困境。

報告向政府提出多項要求,包括切勿在未有真正迫切性的情況下,試圖就23條進行有關國家安全法的立法;在23條立法前,應先落實《資訊自由法》和《檔案法》;以及與國內有關部門交涉,防止針對香港記者的暴力手段。

http://thestandnews.com/society/%E8%A8%98%E5%8D%94%E5%B9%B4%E5%A0%B1-23%E6%A2%9D%E7%AB%8B%E6%B3%95%E5%A8%81%E8%84%85%E5%AA%92%E9%AB%94-%E4%B8%AD%E8%B3%87%E8%BD%89%E4%BD%94%E7%B6%B2%E5%AA%92%E6%93%8D%E6%8E%A7%E8%BC%BF%E8%AB%96/

德經濟學家:中國掀世界第三次制度之爭

《德國之聲》發表文章指,西方人有一種固有觀念,即市場經濟、自由民主以及法治國家三者合一的政治體制要比其它任何政體都更為成功,也更人道。但是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這種觀念正在發生動搖。因為缺乏新聞和言論自由、不尊重個體權利的、一黨專政下的中國在經濟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德國之聲》中文網摘譯了經濟學家福斯特(Clemens Fuest)在《法蘭克福匯報》發表的文章〈第三次制度之爭〉,討論中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最終會否戰勝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

《德國之聲》節錄福斯特的文章寫道:

「所謂的『老西方』正在面臨一場『第三次制度之爭』。第一次制度之爭是自由市場經濟下的民主制度同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央集權計劃經濟之間的角逐。這場爭端的核心是哪一方能夠在軍事上佔據優勢,以及哪一種經濟制度能夠在第三世界獲得更大的認同。這場爭端以蘇東共產主義體制的完結而收場。第二次制度之爭是指民主制度下市場經濟體之間的區位競爭。這場競爭是不同國家以各自的稅務政策、教育體制以及福利制度為契機,吸引外來投資和就業崗位。這場競爭仍在進行當中。

而在第三次制度之爭中,西方民主國家正在和以中國為首的專制型國家資本主義展開競爭,在俄羅斯和越南等國家也存在著國家資本主義的某種變形。第三次制度之爭中,既涉及到軍事競爭,也涉及經濟競爭。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最終會在科學技術以及經濟活力和經濟效率方面戰勝西方市場經濟嗎?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中所扮演的角色會變得越來越重要,並最終抵消西方的影響力嗎? 全球經濟和貿易秩序最終會被中國的利益所左右嗎?同上述問題密切相關的是,個體自由、法治國家以及言論自由等西方價值觀是否還擁有未來。」

《德國之聲》指福斯特認為,第三次制度之爭也令歐洲面臨諸多挑戰。歐洲人首次感受到中國的崛起,是由於大量中國廉價產品湧入歐洲市場。一些歐洲企業不堪競爭壓力,或倒閉或轉型。並由此造成了工作崗位的流失以及低端工作薪資的滑坡。這一發展對於當事人來說,當然非常殘酷。在很多人看來,失敗者的憤怒甚至是政治極端化發展的肇因。不過,福斯特認為:「總體而言,中國進入世界經濟體系也給歐洲帶來了諸多好處,而且好處也並不僅局限於消費者能夠買到廉價的進口商品。特別是德國企業得以在中國開闢新的銷售市場,從而為德國增加了或保住了就業機會。」

福斯特認為,同當年大量中國廉價產品湧入歐洲市場時不同,今天歐洲人更擔心的是大量中國資本的湧入。除了擔心中國人搶購歐洲的核心技術,也擔心中國在政治上分化歐洲。他寫道:

「一個由政治決定投資方向、由國有企業負責福利和地方政策的經濟體制是否要比歐洲那種強調政經分開的體制更有優勢,這個問題,今天沒有人能夠回答。

但是有一點則是肯定的:要想在第三次制度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歐洲國家就必須要為世界各地有才智的年輕人和投資者提供富有吸引力的前景。在同中國的經濟往來中,也應更理智地權衡機遇和風險。」

http://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E5%BE%B7%E7%B6%93%E6%BF%9F%E5%AD%B8%E5%AE%B6-%E4%B8%AD%E5%9C%8B%E6%8E%80%E4%B8%96%E7%95%8C%E7%AC%AC%E4%B8%89%E6%AC%A1%E5%88%B6%E5%BA%A6%E4%B9%8B%E7%88%AD/

【杜耀明評論】香港的衰敗(六)︰港官毁核心價值 文字獄急降香港

特區政府有心用《社團條例》取締「香港民族黨」,不但是踐踏人權以言入罪,更是一場赤裸的政治掃蕩,因為當局不惜以法治陪葬,也力圖借助惡法貫徹中國大陸的政治標準,大幅收緊香港的言論和政治空間。

《社團條例》之為惡法,在於該條文已授權當局可用眾多原因來取締社團,包括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外國政治組織聯繫等等,卻對這些關鍵觀念不加定義,對權力運用亦不加限定。

根據該條例,當局只要合理地相信禁止某社團的運作,是維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其他法定原因所需要,即可刊憲宣布該社團為非法組織,日後任何經營、參加、捐助此非法組織者,均屬違法。但由於法例沒有寫明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含意,執法者便有寬闊的行動空間。

權力既然送到咀邊,特區政府也老實不客氣,飛擒大咬可也。對付「香港民族黨」,他們毫不掩飾,擺明是以言入罪。當局在紀錄該黨言行的七百頁文件當中,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們有使用武力,或煽動他人使用武力,以達成港獨的目的。

相反,當局質疑該黨可能觸犯法律的活動,包括出版刊物、擺街站、派傳單、參加立法會選舉、有意滲透政府及警察、支持旺角騷亂被捕人士、出席境外組織活動等等,全屬合法活動,否則早已繩之於法。這些活動所以由合法變成非法,只是當局認定這些活動的政治目的是宣揚香港獨立。也就是說,取締行動的決定完全是政治考慮使然,不容港獨思潮面世,而不是因為民族黨有任何行動損害個人或社會的安全。

由成立至今,「香港民族黨」不外「得個講字」。他們大部分的活動屬於言論的範圍,其他如滲透政府及警隊,只是聲先張揚卻毫無行動可言。該黨召集人陳浩天亦表明,只會用合法手段爭取實現其理念。可見政府用《社團條例》把「香港民族黨」祭旗,完全基於它的政治觀點,而非實際影響。

但政府禁制政治言論,其實有違香港的憲政原則和法律規定。《基本法》第27條保障言論自由,第39條確保《國際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在港實施,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更按照公約內容寫成本地法律。換言之,國際人權法對言論自由的保障規範,在香港有法可依,政府無疑可以國家安全限制言論自由,但必須首先證明有關限制實屬必須,而且管制手法與目的相稱。

以此為標準,政府禁制「香港民族黨」運作時,便需要首先舉證何以此斷然手段屬於必須,又何以現有法律限制不足以保護國家安全?但政府細數該黨活動的七百頁文件,與其說證明國家安全受到威脅,不如說該黨對國家安全毫無威脅可言,而現行法律對言論、集會、結社的規定,亦足以限定任何集體活動不能破壞社會安寧。因此,政府按《社團條例》把該黨置諸死地,以限制其言論和組織活動,根本毫無需要,手法也遠超出適當的限制,因為取締組織便等同扼殺言論自由。更嚴重的後果是,當一舉可以收拾「香港民族黨」的話,其他當權者視為眼中釘的組織,亦遲早難逃一劫。

明知抵觸人權規範,當局還以身試法,不是心存幻想,就是有恃無恐。也許政府真心妄想,港獨的一切言論活動都是行動,都損害國家的領土完整,應該剔出言論自由的範圍,不受現行法律的保障,也期待法庭他日審理司法覆核時,認同他們的想法。又或者,特區政府早與北京再次合謀,一於照辦煮碗,在法庭審案前亮出皇牌,由全國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中「維護國家安全」的含意,原來包括取締一切宣揚港獨的組織,甚至禁制所有港獨言論,因此事無忌憚,大步向前衝擊法治。

但不論是無知盲目而横衝直撞,或者政治獻媚而侵害言論自由,還是京港政府老謀深算,合力打壓異見,今次以言入罪的行動,足見特區政府早已背棄香港的核心價值而病入膏肓,為虎作倀而無所不用其極,不怕背負歷史污名,也任由扼殺言論自由的缺口打開,把香港擠進文字獄的黑暗年代。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tym/com-07262018090752.html?encoding=traditional

無知與無恥的墮落|全民教育局HKEd4All|852郵報

2018-7-21 16:00

起初美國放風會在關稅上懲罰中國,大陸牆內媒體一遍強硬,吹噓中國如何可輕易在貿易上戰勝美國,不過在牆外共產黨媒體卻打求和牌,就是知道根本無能力打貿易戰。最終,中美貿易戰還是展開了。

和一些人聊起中美貿易戰,發覺很多人連基本知識都沒有,關在牆內被蒙蔽的還可以體恤,但在香港資訊唾手可得又有渠道自我增值的人,竟然可以大發謬論,實在既可笑又可悲。

「美國眼紅中國強大,希望阻礙中國發展。」

甚麼叫經濟強大?不要以為是世界第二經濟體就叫強大,撇除通漲的人均生產總值是多少?中國才僅僅排全世界約二百國的八十以外。更何況經濟強大與否,不在金額,在市場上的原創選擇多寡。像日本,經濟一直被揶揄沒有起色,但同樣商品,在市場上選擇既多且原創性高,這就是經濟實力。中國,在很多方面都十分單一,根本未達標準。

「中國其實已經可以發展5G技術,怕甚麼美國?」

中國企業之所以獨大,在於不斷拼購,而非自身R&D科研領先。在無線電話技術上,中國還需向外國輸入晶片,何來可以發展5G技術?

「美國很多東西都要從中國輸入,貿易戰中國必勝!」

貿易是雙向的,今天的中國棉花要從美國進口,大豆要從美國進口,就連豬隻配種的豬精子都要由英國進口。中國不但要向外國輸入高科技,就連很多農產品也要向外國輸入,哪有必勝之理?

「其實iPhone都在中國裝嵌,裝嵌完才運到美國。可以不運到美國,把製成品留及自己國民自用!」

說這句話的人認真無知。那些是美國設計、交及中國廠家製造的訂單,不是中國原創出口!現在美國公司發現把設計交及中國生產,再運到美國作市場發展,比完全留在美國生產再作市場發展,成本只差約5%。既然如此,又有何誘因要交由中國廠家製造?何況中國以外,有很多國家生産成本更低,生產線絕對可以往他國遷移。這趨勢不是貿易戰,而是減低成本的商業行為。

「一朝天子一朝臣,政策都會大改。特朗普上場,癲癲喪喪,攪亂局。若果你換老闆,之前舊老闆要做的事,都推倒重來。」

拜託,你老闆不是民選的!特朗普可以口不擇言,但他好歹都是民選總統,有民意基礎。今次貿易戰在美國國內,得到左右兩派不同團體的支持,在國外也得歐洲支持,原因是大家都發現與中國在談判桌上拉鋸沒意義,中國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一切承諾都沒有兌現,再談判,再承諾,再食言,還有甚麼好談?相信即使希拉莉上台,面對國內外壓力,也不能排除發動貿易戰。

「中國未出招而已⋯⋯」

未出招?貿易戰已即時影響大陸的經濟活動,很多生產線已經收縮甚或暫停,很多東西已經延後起碼六個月才赴運。這不是中國發動貿易戰的籌碼,而是未能完成商業合同,可能會引致追討,很多廠商可能會倒閉。

還有很多無知見解,完全反映提出者的無知。但說來說去,最令人失望的,是那種戰爭思維,要拼過你死我亡,只當人是棋子。在貿易戰中,最受苦的是人民百姓,他們的生活直接受到影響。提供諸論者無權無勢,無視政權惡行,只為著國家虛榮,不理同胞死活,根本毫無人性可言,而諷刺的是他們在政權腳下,只不過是他們眼中可棄的蟻民。

香港撇除通漲的人均生產總值是名列全球二十大之內,但很多香港人的思想卻十分井底之蛙。因為美國制裁的是大陸,香港不在列,無痛無感?因為自以為是,對世界對人不聞不問?抑或因為香港大可乘機重操故業,大做轉口貿易,發國難財?事實上,很多建制派人士,正是這樣起家。

無論如何,都是無知與無恥之間的一種墮落。

(撰文:思樂@全民教育局 HKEd4All)(圖片來源:《厲害了,我的國》截圖)

https://www.post852.com/254716/%e7%84%a1%e7%9f%a5%e8%88%87%e7%84%a1%e6%81%a5%e7%9a%84%e5%a2%ae%e8%90%bd/

CIA助理副局長指中國對美發動冷戰 南海建軍事設施形同克里米亞|852郵報

2018-7-21 16:59

繼聯邦調查局(FBI)局長雷伊(Christopher Wray)後,中情局助理副局長、該局東亞任務中心主任哥連斯(Michael Collins)昨日在同一論壇上向中國開火,指中國發動「冷戰」,想取代美國成為世界強國。

哥連斯昨日在阿斯彭安全論壇(Aspen Security Forum)關於中國崛起的環節上直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其政權,正向美國發動「冷戰」,這「冷戰」並不如上世紀美國與前蘇聯的冷戰,但從定義上正是一場冷戰。他指中國並不想訴諸衝突,但會循所有渠道剝削權力,不論是合法及非法、公共及私人、經濟及軍方上面,以此貶低對手的地位,而中國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取代美國成為領導全球的力量。

他表示,中國共產政權正從多方面削弱美國的影響力,冀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會與其站在同一陣線,而非站在美國一方,又表示美國正面對與中國的系統衝突。對於中國不斷擴張及現代化其軍力,並在南海興建軍事設施,哥連斯形容,就如東方的克里米亞克里米亞原屬烏克蘭領土,在2014年被俄羅斯吞併。

哥連斯續指,從習近平的言論可見,美國現時面對的最巨大環球挑戰,正是中國的威脅,指其與美國展開競賽,程度遠超俄羅斯所能及。

另外,哥連斯又提到中共的政治宣傳,干涉美國的價值觀,鼓勵他們能影響的人,尤以海外華人為主,以他們的一套看法來衡量其管治。

雷伊日前在論壇上表示,中國是美國最大、最受關注的威脅,不單進行傳統的間諜活動,亦進行經濟的間諜活動,在美國50個州份的經濟間諜活動調查,都可以追溯到中國。

(圖片來源:白宮YouTube截圖及阿斯彭安全論壇官網)

https://www.post852.com/255091/cia%e5%8a%a9%e7%90%86%e5%89%af%e5%b1%80%e9%95%b7%e6%8c%87%e4%b8%ad%e5%9c%8b%e5%b0%8d%e7%be%8e%e7%99%bc%e5%8b%95%e5%86%b7%e6%88%b0%e3%80%80%e5%8d%97%e6%b5%b7%e5%bb%ba%e8%bb%8d%e4%ba%8b%e8%a8%ad/

法政匯思就助理社團事務主任建議禁止香港民族黨繼續運作之聲明

1) 法政匯思對警務處的助理社團事務主任 (「該主任」) 聲稱根據《社團條例》(第151章)第8條第 1(a) 項 (「第8條」) 向保安局局長建議禁止香港民族黨繼續運作 (「該建議」) 深表關注。

2) 根據保安局局長在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會見傳媒的發言:

a) 該建議是建基於該主任合理地相信禁止香港民族黨的運作或繼續運作是維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必須;

b) 結社自由並非完全不受限制。根據《香港人權法案》(第383章)(「《人權法案》」),若然限制結社自由是維護國家安全或公眾安全、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及風化、或保障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必須,此等限制可以依法實施。

c) 《人權法案》上述條文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涉及結社自由的條文完全一樣,而且保安局局長的行為是根據香港法律作出的。

3) 法政匯思對該建議所提出的法律依據深感憂慮,兩大理據詳述如下。

4) 首先,就著推廣某種「政治理念」的這個行為本身而援引第8條「維護國家安全」的理據,從而禁止社團在香港繼續運作的合法基礎值得商榷。

a) 在官永義 訴 內幕交易審裁處 (2008) 11 HKCFAR 170一案,時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梅師賢爵士在判案書第27段指出,歐洲人權法院就《歐洲人權公約》下與《人權法案》內容相同或大致相同的條文所作出的判決,雖然對香港的法庭沒有約束力,但仍是極具說服力的權威,終審法院向來亦如此視之。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義亦曾指出香港法院能夠參考歐洲人權法院發展得較為完善的判例和法理,實是一大福祉。

b) 因此,法政匯思援引以下來自歐洲人權法院、對理解當下情況極有幫助的案例,分析當中的法律觀點。

c) 在United Macedonian Organisation Ilinden–Pirin 訴 保加利亞 (2006) 43 EHRR 52 一案,歐洲人權法院在判詞的第61段中提到:

「僅僅因為一個政黨爭取自治或甚至要求把部分領土從該國的版圖分裂出去,就以國家安全為由而解散該政黨的理據是站不住腳的。在一個奠基於法治的民主社會裡面,挑戰現有規範的政治思想,只要不違反民主原則,及該政治思想的實現是以和平的方式倡導的,皆應透過政治參與等方式得以適當地表達。不管有關政黨領袖和成員的主張在當局和主流意見眼中有多麼駭人聽聞、不可接受,或是他們的訴求有多麼不合理,他們 [結社參與政治的權利] 亦不應遭到如此干預…」

d) 同樣地,在 Stankov 及 the United Macedonian Organisation Ilinden 訴 保加利亞 (Application No.29221/95, unreported, 2 October 2001) 一案中,歐洲人權法院在判詞的第97段中提到:

「縱然有一群人爭取自治或甚至要求部分領土從該國分裂出去,即尋求從根本上改變該國的領土和憲制,亦不自動代表禁止他們的集會是合理的。單憑演講和示威來要求領土變更,並不自動構成對該國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的威脅。」

e) Herri Batasuna 及 Batasuna 訴 西班牙 (Application Nos. 25803, 25817/04, Unreported, 30 June 2009) 一案是歐洲人權法院至今唯一認可禁止或解散政黨的決定 – 此案容許解散某政黨運作的判決,依據在於該政黨與恐怖組織的聯繫。再者,當時西班牙政府特意澄清,解散該政黨並非為了消除有關巴斯克地區獨立的討論,並指出其他主張民族主義或獨立的政黨亦能在西班牙和平共處。

f) 有見及此,法政匯思極之懷疑僅僅推動某些政治理念能否作為援引第8條「維護國家安全」的理據,為禁止一個社團繼續運作的決定提供合法基礎。

5) 其次,應該注意的是,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可因「國家安全」理據而限制或損害結社自由的情況其實非常有限:

a) 結社自由並非絕對。與此同時,作為一項基本權利,結社自由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可加以限制。無論是根據《基本法》還是《人權法案》,此等限制取決於下列兩項要求 (見 民主黨 訴 律政司 一案 (HCAL 84/2006,2007年5月21日)):

i) 該限制必須由法律規定。

ii) 該限制 (根據《人權法案》第 18(2) 條的用詞) 必須是在民主社會中保障國家安全或公眾安全、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衛生及風化,或在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必要。

b) 此外,根據香港終審法院在 希慎發展有限公司 訴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16) 19 HKCFAR 372一案的判決,分析限制基本權利是否合乎比例有四個步驟:

i) 該限制必須有一個合法的目標;

ii) 該限制必須合理地與該正當的目標有所關聯;

iii) 該限制也必須不多於實現該正當目標所必須;及

iv) 如果該限制能夠通過以上三步,則仍需問第四個問題:在實施該限制帶來的社會利益與該限制侵犯受影響市民受憲法保護的權利之間,是否達到合理的平衡,尤其是在追求社會利益時,有否對該市民造成不可接受地嚴苛的負擔。

c) 這議題另一重要的指引,可在《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各項限制條款和可克減條款的錫拉庫扎原則》,聯合國文件:E/CN.4/1985/4 (1985) (下稱《錫拉庫扎原則》) 中找到。《錫拉庫扎原則》的第29條訂明,只有在保護國家的存在或其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免於武力或武力威脅時,政府才可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某些基本權利。

d) 此外,《約翰內斯堡關於國家安全、言論自由及獲取資訊自由原則》,聯合國文件:E/CN.4/1996/39 (1996) (下稱《約翰內斯堡原則》) 的第2條亦訂明:

「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理由而施加的限制,除非其真實的目的及其可證成的作用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存在或其領土的完整,使其免於武力的使用或威脅,或是為保障該國抵抗該等武裝力量 (不論是外來武力如軍事威脅等,還是煽動以暴力手段推翻政府等的內在武力) 的能力,否則並不合法。」

e) 因此,除非有充分證據證明香港民族黨有上述的行為,例如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及獨立自主」 — 《社團條例》第2(4)條下對「國家安全」的釋義 — 否則對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的結社自由作出任何建基於「國家安全」的限制或損害皆不正當。

6) 法政匯思在此要求保安局局長尊重及依從前述的法律原則,並以此為基礎作出決定。

7) 由於是次事件可能對香港市民的自由有深遠的負面影響,法政匯思在此呼籲所有公民社會團體、香港市民及國際社會,對香港政府就此事件作出的任何行動保持警覺及密切關注事件的後續發展。

法政匯思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Statement of the Progressive Lawyers Group regarding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Assistant Societies Officer to Prohibit the Continued Operation of the 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1) The Progressive Lawyers Group (“the PLG”) is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recommendation of an Assistant Societies Officer (“the Officer”) to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continued operation of the 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the Recommendation”), in purported reliance on section 8(1)(a) of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Cap.151) (“Section 8”).

2) According to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in a media session on 17 July 2018:

a) The Recommendation was issued on the basis of the Officer’s reasonable belief that the prohibition of the operation or continued operation of the 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the HKNP”) is necessary in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or public order 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others;

b) 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is not absolute.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Cap. 383) (“the BORO”), restrictions can be made by law if it is necessary in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or public safety, public order,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health and morals, 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 of others;

c) The wordings of the BORO regarding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re identical to tha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nd the Secretary is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Hong Kong.

3) The PLG i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legal basis of the Recommendation for two reasons.

4) First, it is doubtful whether the promotion of a certain “political idea” of itself could suffice as a legitimate basis of invok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 of Section 8 to prohibit the continued operation of a society in Hong Kong:

a) In Koon Wing Yee v. Insider Dealing Tribunal (2008) 11 HKCFAR 170, Sir Anthony Mason NPJ stated at paragraph 27 that the decision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CtHR”) on provisions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which are in the same, or substantially the same, terms as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BORO are of high persuasive authority and have been so regarded by the Hong Kong Court of Final Appeal. Mr Justice Ribeiro PJ has similarly written that it has been most valuable for the Hong Kong Courts to be able to refer to the well-developed jurisprudence of the ECtHR.

b) As such, the PLG makes reference to the following case law from the ECtHR which we believe sheds important light on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c) In United Macedonian Organisation Ilinden – Pirin and Others v. Bulgaria (2006) 43 EHRR 52, the ECtHR stated at paragraph 61:

“The mere fact that a political party calls for autonomy or even requests secession of part of the country’s territory is not a sufficient basis to justify its dissolution 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political ideas which challenge the existing order without putting into question the tenets of democracy, and whose realisation is advocated by peaceful means must be afforded a proper opportunity of expression through, inter alia,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However shocking and unacceptable the statements of the applicant party’s leaders and members may appear to the authorities or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nd however illegitimate their demands may be, they do not appear to warrant the impugned interference…”

d) Similarly, the ECtHR in Stankov and the United Macedonian Organisation Ilinden v. Bulgaria (Application No.29221/95, unreported, 2 October 2001) stated at paragraph 97 that:

“[t]he fact that a group of persons calls for autonomy or even requests secession of part of the country’s territory – thus demanding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al and territorial changes – cannot automatically justify a prohibition of its assemblies. Demanding territorial changes in speeches and demonstrations does not automatically amount to a threat to the country’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e) The only case in which the ECtHR has ever endorsed the prohibition or dissolution of a political party was Herri Batasuna and Batasuna v. Spain (Application Nos. 25803, 25817/04, Unreported, 30 June 2009). The case was decided on the basis that the party in question had ties with a terrorist group. Furthermore, in that case, the Spanish government specifically denied that the dissolution was a means to eliminate debates concerning the Basque independence and highlighted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in Spain of other political parties advocating nationalism or independence.

f) In light of the above, the PLG highly doubts whether the mere promotion of certain political ideas by a society could constitute a legitimate basis to justify the prohibition of its continued operation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 of Section 8.

5) Second,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conditions which would allow for the limitation and derogation of 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under the ICCPR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 security” are very limited:

a) Freedom of association is not absolute.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t is a fundamental right which should only be restricted in highly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Whether under the Basic Law or the Bill of Rights, it may be subject to restrictions provided two requirements are satisfied (see Democratic Party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HCAL 84/2006, 21 May 2007):

(i) The restriction must be prescribed by law.

(ii) The restriction (following the wording of Article 18(2) of the BORO) must be necessar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n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or public safety, public order (ordre public),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health or morals 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others.

b)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Hysan Development Co Ltd v Town Planning Board (2016) 19 HKCFAR 372, a four-step analysis is adopted in applying the proportionality test in assessing a restriction on rights:

i) The restriction or limitation must pursue a legitimate aim;

ii) The restriction or limitation must also be rationally connected to that legitimate aim;

iii) The restriction or limitation must also be no more than was necessary to accomplish that legitimate aim; and

iv) Where an encroaching measure had passed the three-step test, the analysis should incorporate a fourth step, asking whether a reasonable balance had been struck between the societal benefits of the encroachment and the inroads made into the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asking in particular whether pursuit of the societal interest resulted in an unacceptably harsh burden on the individual.

c) Further important guidance on this issue is set out in the Siracusa Principles on the Limitation and Derogation Provisions in the ICCPR, UN Doc. E/CN.4/1985/4 (1985) (“the Siracusa Principles”). As stated in principle 29 of the Siracusa Principles, “national security” may be invoked to justify measures limiting certain rights only when they are taken to protect the existence of the nation or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against force or threat of force.

d) Additionally, principle 2 of the Johannesburg Principles on National Security,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UN Doc. E/CN.4/1996/39 (1996) (“the Johannesburg Principles”) provides that:-

“[a] restriction sought to be justified on the ground of national security is not legitimate unless its genuine purpose and demonstrable effect is to protect a country’s existence or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gainst the use or threat of force, or its capacity to respond to the use or threat of force, whether from an external source, such as a military threat, or an internal source, such as incitement to violent overthrow of the government”.

e) Therefore, unless it is evident that HKNP has, for example, engaged in any use or threat of force against the “safeguarding of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defined in section 2(4) of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any limitation or derogation of 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under the ICCPR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 security” would not be justified.

6) The PLG urges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respect and adhere to the legal principles stated above. His decision should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principles.

7) The PLG also calls for all civil society groups and residents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tay vigilant of any actions to be taken by the HKSAR Government and of any developments in relation to the present matter, given the potentially profound adverse impact on the freedom of Hong Kong’s residents.

Progressive Lawyers Group
19 July 2018

https://www.post852.com/254897/%e6%b3%95%e6%94%bf%e5%8c%af%e6%80%9d%e5%b0%b1%e5%8a%a9%e7%90%86%e7%a4%be%e5%9c%98%e4%ba%8b%e5%8b%99%e4%b8%bb%e4%bb%bb%e5%bb%ba%e8%ad%b0%e7%a6%81%e6%ad%a2%e9%a6%99%e6%b8%af%e6%b0%91%e6%97%8f%e9%bb%a8/

「分裂國家」需涉武力或開戰 民族黨被指危害國安嚴厲過23條 – 852郵報

2018-7-19 21:30

面臨被保安局以《社團條例》第8(1)(a)條取締的香港民族黨,昨日公開警方日前交予召集人陳浩天的數百頁文件,內容詳列民族黨自成立以來的言行,並指控該黨涉嫌「危害國家安全」、「妨害公共安全和秩序」、「危害他人權利和自由」。文件所引述的理據,包括陳浩天曾在多個場合表明,民族黨會用任何可行手段,如使用武力達到目的,警方認為對公共安全和秩序構成威脅。然而,就算以當年爭議極大的《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條文作比對,民族黨的紙上談兵絕對算不上「分裂國家」。

特區政府在2003年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而提出的《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曾擬於《社團條例》新增第8A條。根據當年文件,第8A條列明取締某個組織的條件,其中之一是「該組織的宗旨或其中一項宗旨是進行叛國、顛覆、分裂國家或煽動叛亂或犯諜報活動罪」。至於「分裂國家」的定義,則由該草案擬新增的《刑事罪行條例》第2B條規定,當中包括「使用嚴重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完整的武力或嚴重犯罪手段」或「進行戰爭」,而將中國的某部分從中國的主權分離出去。可是,民族黨的宗旨並不包括上述內容。

警方給予陳浩天的文件,指出民族黨曾經表示會採取任何有效手段達到目的達至香港獨立,例如陳浩天前年接受無綫電視訪問時,稱「如果有咁嘅機會,即是如果有咁嘅能力的話」會使用「武裝力量」,以及同年出席商台節目時提到,如果罷工、罷課、罷市無效,「流血先得嘅,咁唯有流血」。

可是觀乎上述言論,民族黨其時沒有透露任何具體計劃,例如購買裝備、武器等實現「港獨」,所謂的「流血」亦未有明言是否涉及要以暴力行為傷人,不過,警方認為其言行已對公共安全和秩序構成威脅,甚至相信陳浩天出席聲援旺角「騷亂」的判囚人士,並非如先前宣稱般已放棄使用暴力,反之是「有活躍行動去執行其政治理想、目的、實踐香港獨立的目的」。

警方在文件中指出,《社團條例》當中提及的「國家安全」,意思是「保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及獨立自主」,是否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並不在考慮之列。由此可見,政府現時引用的《社團條例》,在國家安全的部分其實已被當局解讀到比當年的23條更為嚴厲,任何社團有被認為是危害中國領土完整以及獨立自由的言行,都有可能會被與民族黨以相同方式被取締。

(撰文:甘樂宜)(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https://www.post852.com/254950/%e3%80%8c%e5%88%86%e8%a3%82%e5%9c%8b%e5%ae%b6%e3%80%8d%e9%9c%80%e6%b6%89%e6%ad%a6%e5%8a%9b%e6%88%96%e9%96%8b%e6%88%b0%e3%80%80%e6%b0%91%e6%97%8f%e9%bb%a8%e8%a2%ab%e6%8c%87%e5%8d%b1%e5%ae%b3%e5%9c%8b/